手术两百年

“200焦，（不加人为任何干扰）五分钟，病人心电图依然是直线，宣告临床死亡，可以开始手术。”

“今天是他捐献器官，奉献爱心，让生命延续，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现在默哀致敬。”

一位车祸去世的男子无偿捐献了自己的肺脏，冰块和灌注液的低温保护，仅能为他们争取六至七个小时的转运时间，一场生命的接力开始了。时值春节返程高峰，获取肺脏的转运医生终于赶上最后一班高铁。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医生刘东：我现在就在进站口西，我现在绕过来这边是C2（大门），那我绕来绕去，这个就是C3（大门）C2（大门）了。

此时距离肺脏摘除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无锡市人民医院，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一台肺移植手术已经为供体的到来开始准备。手术台上，随着健康的脏器开始在体内工作，重度肺衰竭的病人重获新生。

移植手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奇迹之一，今天，外科医生已经可以突破极限，实现对器官的再利用，这是人类互助的巅峰，无数人因此受益。尽管距离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只过去了短短的六十余年，但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对移植的憧憬早已根植于远古人类的想象当中。

9月，印度的雨季接近尾声，一年一度的象神节即将来临。

“我的父亲伽内什神（象神）！！”

卡维特卡父子是专门制作神像的工匠，装饰象神的头颅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在印度教的诸神里，象神是非常受欢迎的神祇之一，尤其因为面容讨喜，很受孩子们喜欢。

相传，在一次误会中，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的儿子伽内什失去了自己的头颅，借由大象的头颅才得以重获新生。兼具象头和人身，象神，拥有了铲除一切困难险阻的庞大力量。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把神像带回家敬拜，象神也会赐福给这些人，因此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事实上，类似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在很多不同文明里，都有着移植器官的想法，在古希腊文化中叫作嵌合体，它由四到五种不同的生物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而改变。

如果说对庞大力量的崇拜是人类对于移植的最初渴望，那么真正让移植走进现实的却是医者对于病患的悲悯和救赎。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这里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教室，环绕教室四周的全身塑像是古代著名的医生。其中，一尊左手拿着鼻子的雕塑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以精妙的鼻再造术而闻名于世的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有一些疾病比如梅毒和麻风病会腐蚀人的面部，致人脸变成狮子脸状；再比如说接触凶猛动物，常见的是当狗袭击人的颈部时，人为了保护颈部会低头，此时狗就容易咬伤人的脸部，还有一些鼻子被冻坏的情况。

塔利亚科齐对这些病人深表同情，他不顾教廷的反对，决定帮助他们缓解痛苦。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体解剖室讲解员：塔利亚科齐会在病人的左胳膊划出一个长方形，左胳膊被抬起来挨着鼻子，那一块被切下来的皮肤会被抬起来放到鼻子上，并被恰当地缝合起来。

这种古怪的固定姿势可以让胳膊的血液循环维持皮肤的生存，几周后，创面位置建立了新的供血，医生就会将皮肤与胳膊的血供切断，进行下一步的形态修复。这个看似笨拙实则精妙的设计就是人类最早的移植尝试之一。

但是，这种堪称先驱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宗教人士笃信，鼻子的缺失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医生的救治冒犯了上帝的旨意。塔利亚科齐在死后遭到了弃尸荒野的惩罚，幸运的是，宗教的压力并没有让医学止步，人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但当他们开始试图进行异体间的组织和器官移植时，困境纷至沓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国顶尖的肝移植中心之一，刘波夫妇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为煎熬的时期，他们仅11个月大的女儿妞妞被诊断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肝病。蜡黄的脸色表明她的肝脏已经严重衰竭，任其发展，妞妞很可能在一岁内死去。

妞妞父亲刘波：当时那种情景我是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跟我媳妇在手术室外抱头大哭，真的，感觉天塌了。

为了能让妞妞活下去，刘波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

您现在这个肝脏啊，有点轻度脂肪肝。您给孩子捐的是左肝，基本上对手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妞妞父亲刘波：但凡是有一点希望，做父母的都会拼一下、赌一下，如果我不做，我这辈子，这个坎我过不去。

尽管如此，妞妞的手术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作为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肝脏内的血运极其丰富，妞妞的肝脏严重衰竭，凝血功能极差，一旦手术出现任何纰漏，很可能导致她血流不止。

“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在这块。”

扭转刘波一家命运的重要日子到了。

“焦虑、恐惧、害怕、担忧，一大一小全进了手术室，我将要在手术室外等待他们两个人，就感觉受不了。”

两间相邻的手术室中，父女两人的肝脏切除手术同时开始了。

医生细致地切下了刘波五分之一的肝脏，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三个月内它就能恢复到原本的大小；妞妞几近衰竭的肝脏也被切下，医生为两人的创面都留出了足够长的血管，为下一步的肝脏移植做准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所谓器官移植实际上说到根上它就是要接血管，因为你只有把血供给它打通了以后，这个器官才能够正常地工作。

事实上，血管连接得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肝移植手术的成败，也是所有移植手术的基础。而这样一个打开生门的技法，从诞生至今，仅有一百多年。

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学会了用动物毛发缝合身体表面的伤口。到了19世纪末，体表伤口的平面缝合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在面对体内那些柔软且形状立体的血管时，平面缝合的方法很容易造成血管狭窄或漏血的情况，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中国上海，世界顶尖的全仿真高级临床培训中心内，一场移植手术的基础培训正在进行。

“这个是一根猪的主动脉，那我们用这根猪的主动脉作为我们今天练习的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经典的三点吻合的方法。好，我们先剪断，然后再进行重新吻合。”

与体表的平面吻合不同，医生先要在两段血管的端口处等距离缝上三针，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三点之间的两两紧绷，医生就可以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内进行缝合了。

“我们通过三点固定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分成三等份，你就不会在缝这个面的时候会缝到后面的另外两个面上去，它可以相对来说每一个缝针的针距和边距都可以缝得比较准确一些，整个血管缝合之后不容易狭窄。”

这种连接血管的方法被称为三点吻合法，由法国外科医生亚力克西·卡雷尔发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夏强：他差不多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初期，偶然的机会，因为看了纺织女工去做三点的固定的刺绣，他受到了启发，通过三点固定以后就成功地把血管进行了缝合。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移植外科主任斯特凡·图利乌斯：这是血管吻合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你知道那是移植的关键部分，如果没有成功地将一个器官重新连接到血管中，移植就不行了。

妞妞的肝移植手术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即将把爸爸的肝脏移接进妞妞的体内。为了便于吻合，医生阻断了出入肝脏的血流，这是个极度危险的时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血管它是人体的生命线，它给你的操作的时限是有限的，尤其要遇到一些小的血管，又那么细的情况下，你既要熟练准，还得要快，所以这方面要求就要高很多。

跟教学展示不同，人体肝脏的血管极细，几乎是主动脉的十分之一。沿用一百多年前的三点吻合法，医生迅速准确地缝上了最为关键的三针，将两根对接的血管固定，在此基础上继续均匀地吻合九针。即便在今天，一个外科医生要熟练地进行这项操作也需要十余年的磨练。

——我开门脉了啊

——好的

——你看红了，已经红了

妞妞的新肝脏由暗红变成鲜红，这次血管的吻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妞妞终于拥有了健康的肝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一个小孩，奄奄一息，甚至带着呼吸机，甚至需要人工肝，需要血液净化治疗来支持。但是你做完手术后，她醒了，她下地活动了，她满地跑了，我想这种成就感，那是非常非常让人满足的。

妞妞父亲刘波：走的万里长征第一部，康复的过程（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坚强地跟宝宝一起面对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可想的，坚强面对。

受益于三点吻合法，无数生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然而，高超的血管吻合技术没能扫清阻碍器官移植的全部障碍，更加难以逾越的问题出现了。

20世纪医学伟大的奇迹，人类生命最为特殊的延续，从神话到现实，在技术与伦理的重压下曲折前行，移植器官更是移植爱与希望，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生死“器”约。

美国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我两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双手，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手是什么样子的，是这种颜色还是这种颜色的，我不知道。

由于生病引发的严重感染，锡安·哈维两岁时失去了自己的四肢，如今哈维已经学会了用假肢行走，残缺的双臂也能暂时代替双手灵活地完成许多任务。但哈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真正的手，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棒球了。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所以当我得到这双手后，我将会为自己得到的双手感到骄傲。

锡安·哈维的母亲帕蒂：我将会见证你得到这双新的手，知道你很兴奋。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如果进展得不顺利，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

经过两年的等待，哈维终于等到了各方面都跟他高度匹配的供体，40人组成的庞大移植团队全部就位。

“我们已经演习过，我们知道我们的步骤，我们知道彼此，我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让我们开始吧。”

手术正式开始，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在显微镜下，医生将供体的血管、骨骼、神经、肌肉和皮肤等与哈维的残肢一一连接，所用的缝合线细的几乎不能被肉眼看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这往往是神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见到了新生，血液涌入其中，手拥有了血色和温度，手被接活了，别忘了这是来自一个已故的捐献者。

10个小时后，双手移植顺利完成，哈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双手移植的孩子。但主治医生非常清楚，这10个小时的付出仅仅只是开始，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除了手术技术上的难度，他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排异。

北京市移植耐受与器官保护重点实验室里，一只小黑鼠的身上被移植上了一块不属于它的皮肤。显微镜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正在进行，黑鼠的免疫系统识别出了不属于自己的皮肤细胞，它立即拉响防御警报，接到通知后，具有杀伤力的淋巴细胞迅速赶到现场，识别外来细胞，对它们进行摧毁打击。在持续的攻击下，半个月后，小黑鼠身上的外来皮肤逐渐坏死，最终被彻底排斥掉，这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人体内发生。正是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免疫系统，人类才能在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与各种致病因素顽强对抗，得以健康强大地存活。然而，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能力，一度成为困扰移植的最大阻碍。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马蒂·曼亚里奇：在近来的两三个世纪里，手术在不断发展，在技术上实现了血管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连接，医生现在可以将动脉和动脉、静脉和静脉连接起来，但排斥反应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器官移植关键就是说它要产生排异，因为尽管我们是同种、同一个人类，但是它是异体，它面临着一个排异的问题。

唐孝达，中国最早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生之一，时至今日，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依然对自己的第一台肾移植手术记忆犹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唐孝达：在手术台上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完全接好了，尿都已经来了，正准备要关了，关腹了，要把伤口缝合了，突然一下看这个肾脏，移植肾脏怎么颜色暗下来了，变软了，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把肾脏取掉，否则人的性命要丢掉的，我们最怕的就是排斥反应。能不能度过急性排斥反应，就是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存活的时间。

此时，距离三点吻合术的发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同样的失败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1954年，美国医生默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手术。由于免疫系统相同，接受肾脏的弟弟没有出现排异，术后生存长达八年。这是罕见的成功案例，不是所有病人都有一个免疫系统相同的孪生兄弟。为了抑制免疫系统的攻击力，一些抗排异的药物和X射线被用在了移植病人身上，但副作用十分强烈。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的病人在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他并非死于排异，而是死于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

“他死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因为在术后10天内一切都正常，我很感谢竭尽全力救治他的医生们，同时感谢全世界祝福他的人和给与他的帮助。”

此后的一年内，全世界共完成了102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术后八天的死亡率高达60%，平均生存期仅有29天。整个器官移植领域被一片悲观的气氛笼罩，很多医生甚至提议暂停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药物，更有效但同时能减少毒性的药，我们开始对其他一些化合物进行研究，以为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更加有效的，直到我们开始在动物实验上探索，这就是环孢素。

年近90的罗伊·卡恩曾是剑桥大学的外科学教授，他经历了移植外科最为艰辛的时代。卡恩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他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推动者。

“这是挪威，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环孢素。”

1969年，瑞士一家药厂的研究人员从一些源自挪威高原的土壤真菌菌株中提炼出了一种化合物，这就是卡恩提到的环孢素。它在免疫抑制试验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免疫抑制作用。在当时这个结果并没有得到药厂的重视，却引起了远在英国的卡恩的注意。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时我联系了药厂，问他们要更多的环孢素来对大型动物做器官移植实验，但他们说我们已经不再研究这个成分了，现在已经停止研究了，但是你可以把我们剩下的试验样品带走。

卡恩和团队开始了针对环孢素的研究，试验中，他们为环孢素找到了极佳的溶剂，使它们可以更彻底地被机体吸收。当溶解的环孢素被引入动物移植实验时，奇迹出现了。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年大概有60个人在这里开会，有些是美国人，有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一定还有瑞士人，因为药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我们呈现了实验结果，接着讨论是否值得继续在病人身上研究。

实验结果显示，环孢素可以将动物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不是因为罗伊·卡恩教授的研究成果，世界上数以百计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一些是卡恩教授的病人，接受过他的手术……”

很快，环孢素被引入卡恩的临床试验，经过反复调配比例，它在移植病人身上同样展现出了超强的抗排异能力和较小的副作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病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她46年前做的肾脏移植手术，至今肾脏工作得还非常好。她的经历不光让我记忆犹新，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说明移植手术的结果可以是非常好的。

卡恩的慧眼识珠使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仅肾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就从50%提高到了80%，器官移植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期，无数器官衰竭病人的命运因此改变。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高效抗排异药陆续诞生。

尽管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排异现象，医生们依然对哈维的未来保持乐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不出所料的是，哈维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我们观察到了皮肤的异样，他出现了皮疹、肿胀或者红疹，我们通过药物成功进行了治疗，包括提高免疫抑制水平等措施，排异反应最终得到了缓解。

一年后，酷爱棒球的哈维成为棒球赛的开球手，手移植给了他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足够幸运，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这双手将随着哈维的成长一起长大。

——你想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写一封信给（捐献者的）父母，感谢他们捐给我这双手，因为他们本来不必这么做。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选择让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移植的最伟大之处。如果没有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器官移植将难以实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病人他每天都在等待新的生命的机会，等待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和死，有时死了，一死百了，但是还有个活着的话，活着的痛苦，更加需要我们帮助。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我们目前只能满足全世界5%到10%的病人的移植手术需求，这个状况无疑是需要我们积极改进的，无论是器官寻找方面还是捐献者方面，抑或建造心的肝脏、肾脏和心脏。

器官资源的短缺迫使外科医生们进行全新的尝试，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开始实施。在这间上海老弄堂的出租屋里，金琪已经独自度过了两个月。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脸的问题，我可能会去当一个摄影师。”

由于一次严重的细菌感染，金琪在一岁时失去了自己完整的脸和一部分肢体。

“可能它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你生活在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里面，很多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根本完成不了。”

为了直面生活，最终这个坚强的女孩只身来到上海，希望现代医学能够给她一张完整的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国顶尖的整复外科所在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她是非常严重，常规方法没法解决，可能要做异体的移植才能解决。

异体脸面移植——当今移植领域的技术巅峰，2005年，法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异体脸面移植，但尖端的技术背后却有着难以弥合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到底我们异体脸面移植后，你给她的免疫治疗是不是安全。

不仅如此，人脸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很难找到合适供体。李青峰团队决定另辟蹊径，依靠三维模拟技术，他们按照金琪的骨骼和面部比例为她打造出了这张脸面模型，以此为基础，医生们将让金琪的身上长出一张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脸，这个当今世界整形外科的精尖技术被誉为“中国式换脸”。2017年4月，金琪的第一次手术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医生选中了胸口这块皮肤作为金琪未来脸面的基础。金琪的腿部，一片手掌大小的血管网被取出，它将移植到胸口为那里的皮肤输送血液，提供营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我们这一张脸皮是由至少八套以上的血管在滋养它，而你造出来这张脸皮要移植上来最多只有一套或者两套血管来滋养它，所以还要解决血管化，确保它移植存活。

随着水囊的置入，金琪前胸的皮肤被撑大，未来，医生还将为她植入从脂肪里提取出的干细胞，它能使皮肤保持活性，继续生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首先你要有一张这么大的脸皮，这个脸皮它还要很薄，它能够让你的表情呈现，让你的精细结构表达出来。

在最精尖的血管化治疗双重保驾护航下，一年后，金琪的皮肤将扩张到理想的大小。在这张皮肤上，医生们将用金琪自身的软骨为她构建出缺损的鼻子和嘴唇，并在彻底成形后将它们完整移植到金琪的面部。为此，金琪还将至少接受大大小小七次手术。

“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做手术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执念吧，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很让人惊讶的，可能就是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现在就变成了事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这个技术平台，它不只是可以去预构脸，它也可以预购人体的其他部位，使人类重建人体或者人体的体表器官组织的手段和方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干细胞技术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器官供体短缺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干细胞培育各种组织和器官，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也许将替换衰竭的器官，给等待移植的病人们以新的生机。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移植手术使得受器官衰竭疾病威胁濒临死亡的病人命运得以改写，把这些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重获健康，这是当之无愧的奇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20世纪的器官移植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一种神奇、一种魅力、一种伟大的工程，拯救了人类的生命是立竿见影，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国际移植协会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生而为人，我们知善恶，我们懂得行善举帮助他人，这是人性隐藏在心中的天性，移植手术挖掘了人们隐藏的天性，使得这份真善得以展现，人们会为他人捐献器官，为他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是非常美丽的。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中国北京，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隆重开幕。

“您的决定让这些鲜活的生命重新绽放生命之光，您的礼物如此珍贵，仿佛漫天闪烁的繁星。感谢您，送出这生命的礼物。”

这些曾经的垂危病人在移植的帮助下拥有了健康的生活，重新焕发了活力。

从神话到现实，从觊觎力量到共享生命，移植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突破之一，也是人类相互救助的巅峰。它连接生死，由死而生，外科医生用缜密的思维与超群的想象力成为跨越生死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桥梁。随着更多研究的突破，一切不可思议或许都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

中国 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14岁的陆燕琳正在接受脊柱三维重建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她被诊断患有47度中度脊柱弯曲，如果不及时治疗，弯曲的脊柱将挤压心、肺等内脏，最终危及生命。消毒级别最高的百级手术室中，陆燕琳的脊柱矫正手术即将开始。全麻药物静脉注射，很快让她进入了沉睡状态。脊柱侧弯矫正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大、最复杂的手术之一。通过长达40厘米的切口，医生将病人弯曲变形的脊椎重新排列，用20多根金属钉固定每一个椎体，每一根金属钉跟脊髓的距离只有1.5毫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邱勇：出血不少，得给她输血。

止血成功，一切在医生的掌控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尽管创口巨大，植入物众多，但严密的消毒已将可能的感染隔绝在外。今天，外科医生可以在人体的任何部位做手术，除了医生高超的技术，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更需要依赖手术的三大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的安全保障。正是从逐一攻克这三个基本难关开始，外科的故事逐渐变得精彩起来。

英国 伦敦

在英国伦敦一些老派的理发店，理发师还在沿用传统的方法，为男性顾客修整面容，他们的工作是让顾客的面容保持整洁和美观。但对于他们五百年前的同行来说，这仅仅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中世纪，人们往往向神职人员寻求医疗上的帮助，但按照教廷的规定，神职人员不可见血，且做手术有失身份。理发师身份低微，给人刮脸时时常出血，会随身携带绷带和止血带，于是他们便成为人们外科治疗的求助对象。

英国伦敦惠康图书馆研究员理查德·阿斯宾：那时伦敦的理发店门口会有木柱，木柱上有红白条纹相间的广告牌，据说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用来擦血的手帕或者白布。

放血、拔牙、截肢等等，这些都是中世纪医疗理发师的基本工作，想成为一名医疗理发师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即便如此，除非万不得已人们并不乐意去登门求救，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手术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理查德·巴奈特在剑桥大学教授医学史，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出版过一本关于早期野蛮手术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很多古怪而残忍的手术和解剖图片，其中一些甚至可能会引发读者的生理不适。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除了手术的技巧细节以外，这些图像向我们展示了对于没有麻醉的病人来说这种手术有多么令人痛苦。你能看到皮肤血肉之间的粘连，看到骨头上的锯痕，即时截肢手术只持续两三分钟对病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常常呈现于文本、书籍和文字，但我认为历史逐渐开始探索图像这种可能性，你怎么看待作为历史学资源的图像？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尤其是这本书上的插图，展现了当时遭受手术痛苦的人们。

早期的手术是巴奈特研究的主要对象，从理发师的时代到19世纪，手术度过了漫长的荒蛮期。流血、疼痛与死亡一直都伴随着接受手术的病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当时有人很形象地说，要做这个手术是三无：无麻醉，那也就是说痛的半死；无杀菌药，就是不能抗感染；无止血，你一截肢它就要出血。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馆长贝内德克·瓦尔加：在19世纪中后期之前，医院没有充足的条件让外科医生深入病人身体进行手术，病人随时可能因为疼痛、病菌感染或者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普通急诊外科主任约瑟夫·萨克兰：那时的手术死亡率有50%左右，所以存活与否和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一半一半。

这种种危险，让大众对外科望而却步，但这痛苦和绝望背后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变革却在逐步到来。

中国 上海

中国上海，一场与手术相关的头脑风暴会议即将开始。这是一台肿瘤切除手术，录像中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反复观摩。这些津津有味的观众并不是外科医生，而是专门研发手术器械的技术人员。

李元勋是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止血钳的研发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整录制下由不同的医生完成的数十台手术，然后将手术进行拆分，通过分析医生切割组织的方式，准备进一步改良自己的产品。一种新型智能止血钳，使其在手术中面对大血管出血能有更好的止血表现。

智能止血钳研发团队负责人李元勋：我们有信心能做到大血管闭合，因为像（直径）7毫米的血管一断，很快就会危及到这个病人生命的，尤其是动脉，你不能很快地把它重新结扎好。

防止病人失血过多而死，在手术中是外科医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今天的止血工具与方式渐渐趋于多样和完美，而这一切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战场。

法国 巴黎

法兰西军事博物馆，世界三大军事历史博物馆之一，每天都会有上万名游客来此参观，馆内收藏的50多万件战争藏品中，最吸引人的正是早期的火枪火炮。它们的出现是军事历史的巨大革命，却让外科医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兰西军事博物馆馆长奥利维耶·雷诺多：这是最原始的枪，当你拿住这个武器，用肩抵住固定好它，扣动扳机的时候，钩子会松开，在这里并点燃火线，那些创伤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子弹可以到达身体的深处。所以必须仔细全面地清理好伤口深处以避免感染，然后止住出血。

在哀鸿遍野的战场上，一位名叫安布列斯·帕雷的年轻法国军医首次目睹了战争的恐怖。

帕雷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叫做拉瓦勒的小城，作为一名医疗理发师的儿子，他从15岁起就开始给父亲做学徒。1536年，26岁的帕雷在取得医疗理发师资格后，被招募进了军队，成为一名军医。今天的巴黎医药历史博物馆，还保留着当时的军医在战场上使用的手术器具。截肢在当时的战场上是最常见的手术治疗，这些形状各异的烙铁，正是军医用来止血的常用工具。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烙就是说把一块铁或者一块什么东西石头烧红，然后按在那个伤口上，而且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去按在上面。这样子它实际上呢把这个血管烧凝结了，同时把它周围的肌肉、皮肤也都烧坏了。你想这样一个伤口怎么愈合，怎么会不感染？

公元2世纪，罗马人就开始采用烧灼的方式来处理伤口，这是痛感最剧烈的手术之一，士兵们经常会疼得晕厥过去，在手术过程中因疼痛过度而死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士兵们痛苦的哀号震惊了帕雷，他开始思索一种更好的止血方法。1552年，帕雷所在的法国军队遭到了炮火的袭击，一名士兵面临截肢，帕雷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载入史册的手术。

《帕雷医学著作合集》：血液以充足的量流动着，必须及时地把静脉血管和动脉牢固地连接起来，以确保血液不再流出。我必须为他截肢，这一次我没有使用烙铁，取代烙铁的是针线和一把人们从未见过的钳子。

巴黎医药历史博物馆馆长玛丽·维罗妮可·科林：这个工具的名字来源于鸟，它的形状像鸟喙，我们用它来深入伤口，寻找动脉的位置，用上面的齿状物抓住并拉出动脉。

这就是帕雷发明的鸦喙钳，通过拉出伤员的动脉，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就可以彻底封死血管。此后，钳子配合针线的钳夹止血法被不断改良用沿用至今。

除了让士兵们告别了烙铁外，帕雷还有很多医学创新。他用温和的药膏代替了沸油为枪伤伤口清创，设计了许多外科及整形器械，甚至还发明了给伤残军人使用的义肢、义眼和带齿轮的关节。这些行为的背后，充满着医生对病人的关怀和怜悯，而帕雷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外科学之父”。

手术，曾经是野蛮的代名词，被打开的身体与死亡如影随形。怀抱着悲悯之心执着前行，经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尝试，在止血、麻醉、消毒的保障下，柳叶刀成为真正的救命之刀。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手术基石。

帕雷绝不会想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曾被他摒弃的烧灼止血，重新出现在今天的手术中。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究，李元勋团队的新款智能止血钳成功产出了样品，开始了动物实验。今天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在闭合直径7毫米左右的大血管时，智能止血钳的可靠性如何。实验进行的很顺利，通过将电能迅速转化为热能，智能止血钳对出血点进行了可控而精准的灼烧，大血管瞬间被安全地切割与闭合。

智能止血钳研发团队负责人李元勋：今天你看到的就是用电外科的方式去止血，就像扎袋子一样，我把袋子给扎个口扎住，通过电外科的方式。所以说这种闭合就是可靠性更高、更能够保证它的永久闭合。

良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让电能操控的工具成为外科医生新的止血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手术缝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 康涅狄格州

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家缝线生产车间，研究人员正在对一根手术缝合线进行测试。

手术缝合线研发工程师迈克尔·贝特鲁克：你看到的这是一个常规的没有倒刺的缝线，我可以将它穿过猪肉，但是我也能把它拉回来。所以如果不打结的话，就没有力量固定。然而如果我们拿一个倒刺缝线，我将它以同样的方式穿过同样的组织，我又能穿过，但是不能把它拉回来；我又能再把它拉过去，现在我就不必打结了，因为有倒刺帮忙。

在这根直径为0.1毫米的缝线上，细密地分布着许多肉眼可见的倒刺。手术中，这些倒刺可以轻松地穿过组织，然后牢固地固定它们，让组织无法滑动。使用倒刺缝线的医生不再需要打结，既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更好地保障了手术的安全性。

止血钳与手术缝合线终结了病人对手术中失血过多而死的恐惧，却并没能切断手术与死亡的紧密联系。事实上，因为无法解决疼痛和感染，直到19世纪中期，医生还无法做一台安全的手术。

英国泰晤士河南岸，伦敦桥附近的圣托马斯教堂是重口味游客的观光胜地，在教堂的阁楼上有着全伦敦最诡异的博物馆。馆长凯伦·豪厄尔女士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下午4点，她都要为来此参观的游客进行一场特殊的表演。

英国老手术室博物馆馆长凯伦·豪厄尔：欢迎来到老手术室博物馆。这里有一幅画你可以看一下，你能看到外科医生像这样单膝跪下。在1798年的西方世界，如果你说我摔断了腿，这会是非常悲伤的一句话，这和自称我已是死人了没有太大区别，并且意味着你会遭受到极大的痛苦。我需要使用这样一把短刀，等一会当需要处理更大的肢体时，那刀就更大了。你需要保证病人不会站起来跑掉，因为这很疼，我们没有麻醉剂，这是关键。

这场表演复现了没有麻醉的时代人们做手术的场景，那时做手术是一件稀罕事，地位提升的外科医生逐渐将自己的手术场所从理发店迁移到这样的环形剧场，教学的同时，还卖票给好奇的人来盈利。一次次令众人惊恐的手术中，不乏病人因疼痛而死亡的案例。

疼痛是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当皮肤受到刺激，表层的神经末梢就会产生疼痛信号，之后迅速传递到大脑，大脑经过分析，开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促使人做出行动，避开伤害。疼痛会使肌肉收缩，心率和血压上升，呼吸加快，并且出汗，严重时会导致休克、死亡。实际上，古代医生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手术疼痛的问题。一些医生会用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来缓解疼痛，还有一些医生干脆将病人灌醉或者敲晕，但这些病人通常会在手术过程中尖叫着醒来，剧痛甚至会让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死亡。对于19世纪中期以前的医生来说，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快是唯一的要求。

英国的外科博物馆收藏着一套由三把手术刀组成的手术工具，它们的使用者罗伯特·李斯顿曾被公认为“伦敦第一快刀医生”，他最快的一次截肢手术仅仅用时28秒。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最有名的就是一次他给病人截肢，他切得太快，把助手的两根手指切断了，导致助手失血而死；其次他把病人的生殖器官切掉了一部分，导致病人术后感染死亡；据说观看手术的一位观众被吓到心脏病犯了。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理事会成员詹姆斯·戈登：那次手术非常出名的原因是一位病人的手术，最终却死了三个人，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为百分之三百的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无法解决止痛的问题，外科手术自然无法向精细和复杂继续发展。直到19世纪中期，这令人痛苦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欢迎来到麻省总医院的乙醚厅，它是1815年由布尔芬奇修建的，如果观察这些门和墙壁，你会发现它们大约有六英尺厚，为什么呢？为的是不让病人听到其他手术室正在手术的病人的尖叫声。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对医院的历史相当熟悉，尤其是这幅油画。它生动地再现了1846年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改变历史的正是画中这位手持玻璃瓶的美国牙医威廉·莫顿。

1842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莫顿来到波士顿的一家牙科诊所工作，那时的他并不知道推动外科手术重大发展的机遇竟然落在了自己这个刚出道的小医生身上。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那些前来就诊的女士，拔牙时发出的尖叫声让他很苦恼，也正常对吧，她们内心恐惧。无法忍受尖叫声的莫顿在听说一种叫乙醚的化学物质可能具有麻醉效果后立刻投入了试验，他先后在妻子养的小狗以及自己身上尝试这种化学物质，所有的发明者都会以身试法，他们是自我试验者。因此莫顿将乙醚倒在手帕上，吸入体内。

莫顿很快昏死过去，若不是手帕自动从脸上掉下来，他可能会因为吸入过量的乙醚而一命呜呼。醒来后的莫顿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必须有效控制乙醚的吸入量。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这就是乙醚雾化器，这里是个衔嘴，这里是一个阀和另一个阀，气体从这里进来，经过乙醚液体，液体雾化吸入人体，吐出的气体则从旁边的阀排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1846年10月16日，莫顿来到哈佛大学，准备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实验成果。在众人的围观中，莫顿手持乙醚雾化器，走到手术台，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阀门，将乙醚雾化器送到病人嘴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无痛手术，整个过程持续了25分钟，现场一片静默。

美国哈佛大学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教授斯科特·波多尔斯基：对于见证这一事件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人们在手术后询问吉尔伯特·艾伯特，你是否感到疼痛？他回答道：“没有，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整个过程都睡着了”。

消息传出，医界哗然，从波士顿起航的货轮迅速把发现乙醚麻醉剂的消息传遍全球。之后的十年间，麻醉几乎被应用到了所有当时的外科治疗中。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麻醉师至关重要的，没有麻醉的进展，现代外科学要想发展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1846年10月16日，大家回过头来看，那是多么简单，但是对他（威廉·莫顿）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也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波士顿城市公园一座12米高的纪念塔为莫顿而立，塔身上刻着医学界给他的墓志铭——在他以前，手术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因为他，手术的疼痛被攻克；从他以后，科学战胜了疼痛。

手术，曾经是野蛮的代名词，被打开的身体与死亡如影随形。怀抱着悲悯之心执着前行，经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尝试，在止血、麻醉、消毒的保障下，柳叶刀成为真正的救命之刀。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手术基石。

随着麻醉药物的出现，一种特殊的医生也从医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

呼吸道阻塞、心率急速下降，这是小儿术后极易发生的喉痉挛病情，如果不能及时抢救，病人随时会窒息而亡。所幸躺在病床上的并非病人，而是急救智能假人，这个假人能根据事先设定的电脑程序做出和人体一样的反应。

陈怡绮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名资深麻醉医生，她希望通过这种极端的病例培训锻炼年轻的麻醉医生，让他们能够积累足够的实战经验，以熟练应对生死一线的突发事件。

——在不深不浅的麻醉下面，如果这个病人声带完全关闭了，高血钾我怎么处理？

——首先控制来源，然后限制输血，增加去路、利尿，然后可以通过钙钾交换或者是净化液来降低血钾浓度。

和普通人对麻醉医生的印象不同，今天的麻醉医生除了要在手术中对病人实施麻醉外，还要在术中担起监测生命体征、随时抢救病人、保证手术后病人苏醒的职责，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神。麻醉的进步解除了术中疼痛的威胁，人们不再会因为对疼痛的惧怕而抗拒手术，但是在通往安全手术的道路上，仍有一个隐形杀手横亘其间。

这些绘制于19世纪的油画，展现了当时医生做手术的场景，画里的外科医生穿着时兴的黑色燕尾服，但在着装的斯文体面下，隐藏着人们对感染威胁的无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那个时候开刀没有手术衣，没有口罩，地面也是很脏的，没有空气消毒，没有地面的消毒，没有皮肤的消毒。

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该治病救人的手术室成为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在刚使用麻醉的几年间，死亡率还是在上升，这是当时手术面临的另一难题——伤口感染。因为外科医生可以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术上，当医生开始给病人拆解绷带时，病菌会进入胸腔等身体内部器官，这会导致病人更有可能死于感染。

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是病菌的传播导致了术后感染和死亡，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医生并不了解这一点。那时整个欧洲的术后死亡率都高的惊人，其中包括那些医学最发达的地区，巴黎60%，苏黎世46%，柏林34%。当所有人对术后死亡事件束手无策时，一个无名小卒站了出来。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有一座环绕着妇女与孩子的纪念雕像，这是为了纪念匈牙利妇产科医生赛麦尔维斯，他曾经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人类与病菌感染对抗的先河，拯救了千千万万妇女的生命。

1845年，27岁的塞麦尔维斯来到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医院之一——维也纳总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科门诊，感染所带来的的死亡威胁同样笼罩着这里，一种叫产褥热的疾病在产后妇女间横行肆虐。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馆长贝内德克·瓦尔加：最开始医生们认为，这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行星的实际位置、孕妇的饮食习惯、天气因素、女性的性生活以及她们的教育背景。

当人们对产褥热的治疗束手无策时，年轻的塞麦尔维斯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被分为两个病区，由医生负责的一病区死亡率为16%，远远高于由助产师负责的二病区2%的死亡率。他怀疑产妇的高死亡率或许与医生的工作习惯有关，一次意外事件让他确认了这样的想法。赛麦尔维斯的同事在解剖尸体时，被手术刀划破了手指不幸去世，这位医生死前的症状与死于产褥热的产妇惊人地相似。塞麦尔维斯立刻意识到产褥热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医生的双手。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医学生在检查完病房中的病人或者在检查病房里的妇女之前会去解剖室进行解剖，于是塞麦尔维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是他们在进行完尸体解剖后不怎么洗手，或者仅仅用清水快速洗手。医学生可能会把某些物质传递给妇女，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

塞麦尔维斯立即要求自己所在病区的所有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漂白粉反复洗手，但此举却遭到了反对。

匈牙利塞麦尔维斯大学医学史教授尤迪特·弗尔莱：那时的保守派医生们嘲笑塞麦尔维斯简单的理论：哈哈哈，只要洗手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废话。

1850年，饱受非议的塞麦尔维斯被迫离开维也纳总医院，回到匈牙利，开始在现在的森特罗库斯医院工作，继续推行自己的洗手原则。在这里，产褥热的死亡率很快降到了1%左右。虽然塞麦尔维斯的方法在匈牙利卓见成效，但当时在欧洲，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因为感染而死亡。1861年，塞麦尔维斯出版了《产褥热的病原、症状和预防》一书，将它们寄给了欧洲最知名的产科教授，但少有回音。

匈牙利塞麦尔维斯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里格·亚诺什：如果每一个医生以及在医院工作的看护人员能够遵循并实践他这一理论，那么不只是奥地利的产妇，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许多产妇都能免于感染的折磨。

在自己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即使我无法活着亲眼看到征服产褥热的那一天，我也坚信那一幸运时刻即将到来，为此我死而无憾。1865年，47岁的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一家疯人院中孤独死去，而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1881年，一种串珠状的细菌在产妇的恶露中被首次发现，这种细菌被命名为链球菌，正是这些大量存在于尸体与自然界的病菌进入产妇的身体导致了产褥热发生。直到此时，终其一生都在呼吁洗手和消毒的塞麦尔维斯才重新赢得了瞩目。

今天，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都在严格执行塞麦尔维斯的提议，洗手已经成为医生手术前最重要的消毒步骤。但与病菌的战斗远不止这些，控制感染也成了新世纪医院管理的重要功课。

中国 上海 瑞金医院

这是瑞金医院手术室每周四都要举行的晨会提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手术室总护士长钱蒨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一些专业的提问。第一题：外科手消毒的目的……今天的交班就到这里，还是最后一句老话，当我们散会的时候进入手术室，一定要记住医疗安全。

作为中国华东地区最知名的医院之一，瑞金医院的手术量惊人，平均每天会有300多台手术在这里的50个手术室完成。从手术环境到手术器械，从流程设置到实际操作，今天，消毒灭菌已经贯彻到与手术相关的方方面面，极尽细致。为了确保手术室无菌，手术室都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无菌要求。因为一旦病人术后发生感染，就意味着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供应室是每家医院管理最为森严的地方，手术结束后所有器械都被送到这里，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这是一把普通的手术钳，从手术台下来它需要经过分类、浸泡、刷洗、烘干、上油、包装、灭菌、存储、发放等30多道程序的消毒处理才能再次使用，其中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类检测，每一步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记录。尽管大部分操作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但每天这里仍需要十多位工作人员手工完成部分器械的清洁、分类和打包工作。为了保证手术器械循环使用，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清洗一万多件，而每件器械进行一次完整的清洗、消毒、灭菌需要3个小时左右。正是这一切，造就了外科的奇迹，使得接受手术的病人，从此不再担心致命的感染。

随着止血、消毒和麻醉被一一攻克，外科学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质疑声中，医学先驱以非凡的勇气、大胆尝试的智慧、必胜的决心将外科学从黑暗带进光明。随着柳叶刀开始在人体内攻城略地，手术也终于从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成为治疗领域里最炙手可热的新生力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两岁的帅帅即将离开父母的怀抱接受神经外科创伤最大的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单永治：这个孩子（大脑）的左侧半球整个是一个大范围的发育不良，正常四个脑叶有三个脑叶有严重的明显的异常。

帅帅出生后被诊断患有癫痫，大脑半侧的异常发育导致他频繁发病。现在，医生希望通过手术抑制逐渐恶化的病症。定位、划线结束，坚硬的颅骨被打开，灰白色的大脑显露出来，一场难以置信的手术开始了。九个小时的精细剥离，帅帅病变左脑的三分之二被切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帅帅不仅不会因此丧命，那些因手术而暂时丧失的身体功能，也将在未来逐渐被留下的右脑取而代之。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是人类试图用人脑医治人脑的极限挑战，作为人体最神秘的器官，直到今天，大脑的秘密仍未全部被揭晓。

距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2017年10月7日）已经过去一周，这起疯狂的随机性枪杀案共造成5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凶手的犯罪动机成为媒体和普通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凶手叫史蒂芬·帕多克，没有任何案底记录，很神秘，但可能出生于一个非常自恋的家庭，我们正在尝试寻找他杀人的原因。

詹姆斯·法隆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已有一段时间，10年间，他研究过数以千计精神病患的大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一些和史蒂芬·帕多克一样的极端杀人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在这里进行试验的实验对象或者患者、罪犯被带进来后会被注射非常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然后进行扫描，就是我身后的。

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法隆发现，许多恶性罪犯存在共性，他们大脑中的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的额叶和颞叶部分脑功能低下。法隆推测，正是因为部分大脑功能的缺损，让这些罪犯缺乏道德意识，没有共情能力，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发生。

实际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情绪、习惯都和大脑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有着和其他人体器官截然不同的外观，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细密血管，作为意识的源头，大脑大约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一数量与银河系星体的总数相当，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指挥着我们奔跑、进食、躲避天敌。尽管已经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但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大脑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我认为大脑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生理结构和联系，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回路进入意识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此，最根本的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它的看法是，我们还一无所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世界上有500钟以上的脑病没方案解决，我们脑子的神经细胞像天上银河，脑子的传导束像电线一样，可以绕地球四周，这么小的脑子，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结构，目前很多搞不清楚。

实际上，对于大脑的探索并不是现代科学特有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在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来探寻大脑和疾病的秘密。1992年，在一处50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独特的人类头骨。

在头骨的枕骨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孔洞，这个孔洞呈正圆形，直径大约为3厘米，边缘相当光滑。

经过医疗影像设备的检测，工作人员发现，圆孔的边缘有新的皮质层形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成伟：它这个缺损程度，跟我们刚做手术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它边缘已经完全光滑了。

这说明头骨的主人曾经在圆孔出现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史前人类能够在头骨破损的情况下存活，这一信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实际上，在北非、欧洲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们都曾发现过类似带有圆形孔洞的人类头骨。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颅骨环切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手术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巫医，所以也许有的他有病或者癫痫或者是抽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巫医会认为是有鬼魂附在脑子里了，所以要开个洞，让鬼魂出去。

毫无保护措施的年代，巫医或许只能用石器将头颅打开，用炭末或者热沙来消毒，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用酒或者一些具有镇定麻醉作用的植物来止痛。尽管风险相当高，但因为伤口较小，一些人还是在接受手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手术能否成功与巫医的勇气和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运气。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初，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当时的世界，方方面面都孕育着巨变。X射线、无菌术、止血与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逐步成为医学进步的主导力量，一个个辉煌的胜利逐渐出现。但对于当时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这种能够品尝胜利喜悦的机会少得可怜。打开病人的头颅，一直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因为它们（脑部病变）都太小，所在区域太深，你看不到它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们，你没办法有效地治疗处理。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那时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是80%，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出血，大脑血管丛生，大脑手术总是伴随着大量出血，难点还在于确定疾病的位置。

受制于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局限以及技术条件的落后，神经外科的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个医学天才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他们都是哈维·库欣的病人，有时候我看见一个试图微笑的孩子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正在与脑瘤或其他疾病作斗争。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是肖像，这是正在承受重大病痛的人的肖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正在将这些照片底版分类整理，逐一扫描，上传到数据库中。像这样的照片底版，哈维·库欣研究中心共保存有一万多张。除此之外，这里还收藏着一些手术记录，以及700个装有肿瘤与大脑标本的玻璃罐子，它们都属于上世纪（20世纪）初被誉为神经外科之父的医学天才哈维·库欣。

从医之初摆在库欣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准确判定为大脑病变的位置，尽管当时穿透力极强的X射线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由于只能清晰显示骨骼，这种新兴的诊断方式对大脑这样的软组织无计可施。库欣中心收藏的这些照片、档案和标本见证了当年库欣为定位大脑病变位置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头部X光片，片子的主人叫伦纳德·伍德，是一名患有脑膜瘤的美国军人。在X光片中，伍德肿瘤的位置完全无法辨认。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最终他去找了库欣，他打开颅骨，他知道肿瘤长在哪里。库欣是怎么找到肿瘤的？因为伦纳德·伍德的症状出现在左手，库欣知道刺激大脑的肿瘤在右脑的手部反射区，移除肿瘤，他就在那里打开颅骨，移除肿瘤。

库欣很早就发现脑瘤发生的位置与某些身体部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一位病人，将他们的肢体症状记录下来，拍照存档，分类整理，寻找它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脸是我们身体中最能反映状况的部位，其次是手，手能看出一个人很多的身体问题，患有肿瘤的病人手也很大。从病人第一次来开始记录他们的体表特征，这对诊断很关键，并在他照顾病人期间持续为病人拍照，他可以一直了解病人的身体变化，直到病人痊愈或死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库欣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库欣找到了伦纳德·伍德的肿瘤，并将其切除。除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之外，库欣还解决了很多神经外科手术操作的基本问题，让脑部手术的死亡率从90%降到了8%。

今天，两种脑部疾病以库欣之名命名，很多大脑表面的良性肿瘤都因他而拥有了治疗方法。然而，库欣总结的常规诊断方法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要想让手术的死亡率降得更低，医生必须在术前直接看到大脑内部的情况。

赖敏丽今年34岁，由于突发脑出血，她在丈夫的陪伴下从福建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治疗。

患者赖敏丽：就觉得要昏迷还是怎么样，有点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人，知道你这个人，但是我看不清你的脸那种感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硕：两年多，她已经发生过三次颅内出血了，大家知道颅内出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在死亡线上走了三次了。

无须打开大脑，也不必总结归纳，这些灰白色影像就是医生的诊断利器。影像结果显示，赖敏丽的大脑中部分脑血管杂乱、密集地交织成了一个畸形团。正是这个包含着动脉、静脉的混乱血管团让赖敏丽部分脑部血流压力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冲破血管，造成几乎致命的脑出血。赖敏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动静脉血管畸形，并被安排尽快接受手术。今天，脑部医学影像已经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二双眼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看到患者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这正是哈维·库欣那个时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

这段珍贵的资料展现了数十年前人们为了看到大脑所做出的努力，医生为病人的大脑注入一种用于血管显像的药水，让脑血管在影像中凸显出来。接下来，医生将病人捆绑在座椅上，进行180度的旋转，通过多张不同位置X光片的组合来观察患者的大脑，寻找病变的位置。拍摄角度越多，医生就可以越清晰地看到患者的大脑情况。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库欣去世后近30年，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医生终于有机会清晰地看到人类大脑内部的影像。

这是当今世界最高端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之一，它拥有目前世界最快的检查速度与最高的检测精度，只需0.4秒，机器内部的探测器就可以接收到穿透人体的众多X光束，形成5000层X光切片。虽然每一张X光片只能展示一个切面，但如果将这5000层X光片组合在一起，经由计算机合成，就可以把病人的生理结构精确完整地展示出来。

德国医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专家弗洛尔·托马斯：使用X光检查我们可以识别关节以及一些和周围组织对比差别很大的部分，而一些对比度低的部位，如肿瘤和血管则完全看不清楚，而断层扫描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断面，不会重叠成阴影，因此我们可以很精准地区分血管肿瘤与周围的组织。

不仅仅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随着科学家的努力，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更多检查手段相继出现，在它们的协同帮助下，今天的脑部医学影像已经超越诊断的层面，可以在手术中协助医生进行各种复杂操作。

赖敏丽的血管团摘除手术正在进行，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的帮助下，医生正在通过手中的导管将一种胶状栓塞药物沿赖敏丽的动脉输送到病灶处，提前对血管团的主要供血血管进行血流封堵，以排除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你看这个蓝圈这个，这就是那个血管畸形团，把这块切了以后，这个（神经）传导束呢还保持非常完整，所以术后应该不至于损伤那么厉害。

通过数据融合，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共同构建出一个虚拟大脑，让医生可以在术中直观地对赖敏丽的大脑进行观察。两个多小时后，巨大的畸形团被切除，伴随了赖敏丽三年的不定时炸弹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的出现不仅是对神经外科，它应该说对医学界，而且不仅是对临床，包括现在脑研究，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是个里程碑的（贡献）。它推动了医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发展。

外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同基础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在神经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人们认为当医生看到的越多，能够做的也就越多。但有些时候，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美好。

上世纪（20世纪）40年代末，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开始在美国风靡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治疗部分大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术，整个过程只需10分钟左右，甚至无需专门的手术室，医生只要用一个类似冰锥的锥子通过眼窝底部插入患者的大脑，然后前后挪动锥子，切断额叶神经，手术就可以宣告完成。额叶切除术风靡的10年间，美国共实施了4万到5万例此类手术，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大脑损伤失去了语言能力、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自理。最终，额叶切除术被叫停，人们深刻意识到，神经外科手术的任何操作都不应该以牺牲大脑功能为代价来进行。

患者梁浩：每个人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世界在里面，因为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够痛苦了，后面发现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还有好多人。

不久前，25岁的梁浩终于有了大把空闲时间读书，三个月前，梁浩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生在于脑干深处的高度恶性肿瘤很快让他丧失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现在，梁浩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希望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帮助自己切除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我们举个例子（肿瘤就是）这一大堆草，上面压个石头把那个草要压死了，你把石头搬掉这个草就只要有一点点，它还能够恢复。但是你恰恰是长在里头了，就像树根扎在里头了。

尽管被告知手术过程极其危险，且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极高，但在反复权衡之后，这个25岁的年轻人还是无法放弃希望。颅底脑干手术是神经外科界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难以想象，脑干位于大脑深部，掌管人们的呼吸、心跳等重要功能。大脑深处密布着全身最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神经核团，还有两条供应脑部血液的重要动脉从此经过，手术空间往往只是分毫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呼吸和心跳停止。今天，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可以在不伤害大脑重要组织的情况下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直接进行手术操作，而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人体最美丽的宇宙星空，藏着人体最深处的秘密，从亘古探寻至今，只为将它看得更清，在精确的毫厘之间打开禁区之门，这就是手术两百年——攻入颅腔。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知名古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坐落着土耳其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叶迪特佩大学医院。每个工作日，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都会出现在这里，这位92岁的老人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仍在工作的最年长的神经外科医生。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的人生从18岁开始，现在92岁了，这70多年不到80年都在医院。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7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大脑），这个一点也不容易。

由于年事已高，亚萨基尔已经不再亲自做手术，但他每天仍花大量时间观摩学生图尔的手术。

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图尔：现在我和亚萨基尔教授几乎每天都一起做手术，他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话，并且当他明白我所想尝试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点到的问题都很关键，并会对这场手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和哈维·库欣一样，亚萨基尔也是一位天才型选手。1924年亚萨基尔出生于土耳其，后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耶拿，德国中部城市，耶拿的这家光学博物馆是德国唯一一座以光学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经过改造的19世纪光学加工车间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逼真地演示当时的透镜工匠们制作显微镜片的工作情景。300年前，随着显微镜诞生，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就被大大拓展，毫不夸张地说，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今天。最终，这一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被引入了外科手术。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在1953年，我们制造了首台商业显微镜OPMI1号，这就是和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的成果，这种显微镜的目的在于它能为医生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放大成像，以及移动过程中的操纵能力。

新生的外科显微镜很快就引起了亚萨基尔的注意，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在进行大脑解剖实验时，亚萨基尔就发现，利用显微镜的放大作用，医生可以通过大脑褶皱间的缝隙——脑沟抵达大脑中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操作，并且将大脑损害降到最低。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大脑的结构，我说过有成百上千亿的细胞，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神经细胞。此外，还有其数量十多倍的其他细胞，还有很多很多。出现显微镜之后，就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了，在大脑里面做手术更轻松了。我们根据大脑中脑脊液流动的路径（脑沟回），可以轻松进行手术。这些是最基本的工具，这样的操作是不可以的……

经过大量的大脑解剖联系，1967年，亚萨基尔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显微镜下深入大脑的动脉瘤手术，对病人直径仅有两毫米的血管进行了吻合，显微神经外科就此宣告诞生。今天，包括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瘤、大脑恶性肿瘤等可怕的致命疾病都需要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亚萨基尔的努力让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拥有了新的希望。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不仅要解救自己，要解救每个人，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在梁浩的这台难度极高的颅底脑干手术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新型荧光染料的提前注入，让与梁浩脑干交织生长的肿瘤组织在显微镜下的术野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黄绿色荧光，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显微镜的荧光模式，使其协助辨别正常组织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手术结束，但由于胶质瘤恶性程度很高，肿瘤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脑干肿瘤可能如果单从外科治疗不是根本性治疗，它可能只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患者）哪怕有暂短的两年三年这种快乐，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我们也会要尝试、要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这些。

——实际上你看，你现在其实恢复得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小一点的愿望吗？

——我想徒步去趟西藏。

手术后的梁浩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与治疗，等待他的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年轻的神经外科学，注定会充满无数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告别，患者的痛苦、无奈与对生命的渴望激励着一代代神经外科医生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真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国际会议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正在分享应对颅底脑干等大脑深处病变的最新经验，研究颅内诊疗的前沿技术，在大脑这个复杂的结构中解除病患是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医生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神经外科领域正在开拓。

我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脂肪、血液、水还有电，这些遍布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是电源的所在。它们此起彼伏，发射信号。清醒时，大脑产生的电量在10到23瓦之间，足以点亮一只灯泡。

美国亚利桑那州太阳城健康研究所遗体与脑捐献部主任托马斯·贝施：所以说大脑目前的运作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大脑有非常复杂的电路结构，甚至比电子线路都要复杂，因为电子线路总有开开关关，但人脑里的连接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种连接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大脑整体就很神秘，但是我认为，神经外科正在与神经系统科学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大脑。

大脑通过电路传递信号，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一旦发生紊乱，信号受到影响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身。今天的科学家发现，借助一种电刺激的方式可以改变大脑中的错误信号，新的治疗理念应运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八期的帕友收音机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晚秋，我是成千上万的帕金森女病人之一……

50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晚秋，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广播，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广播帮助到那些陷入抑郁的帕金森症病友。在中国，向晚秋这样的帕金森症患者有200万左右。在他们的大脑深处，由于一些电路的放电出现异常，身体上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肢体震颤和僵硬症状，严重时他们甚至会吞咽困难、失去行走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患病14年，晚秋一直依靠为数不多的特效药维持着正常生活。如今，药效已经无法控制逐渐严重的病情，晚秋决定尽快接受手术治疗，改善目前的困境。晚秋正在接受的手术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

这根直径仅在微米级别的电极，就是医生应对帕金森症的最新手段。手术中，医生并不会切除晚秋大脑中的任何组织，而是将通过两个极小的钻孔向大脑中紊乱放电的部位植入两根电极，电极产生的高频电刺激将改变脑内相应核团的放电模式，改善晚秋的肢体震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右手抖得厉害是吗？1、2、3、4，大拇指去找那四个手指头……

为了确保手术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和对话功能，医生对晚秋进行了局部麻醉，在手术中，这样的对话会不断进行。沿着事先设定好的术中导航路线，辅助大脑中不同位置的电信号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医生操纵微电极逐渐向目标病变挺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给你开机了，有不舒服告诉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伴随了晚秋14年的震颤消失了，在这场手术中，哪怕一毫米的操作误差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正是因为医生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大脑疾病的治疗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你就应该特别特别地敬畏这个大脑，你要敬畏它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去了解它，你只有越深越细地去了解了它，你才能够去把握它，或者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它。

荷兰皇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寿命也在延长；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大脑也逐渐衰老，随之而来的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脑部疾病都是我们下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若想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弄清楚病症来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预测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脑科学，总是有能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新技术、新的发现，这也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每天早上，我们科学家醒来都会浏览前一天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东西，我觉得预测不了科学的发展，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很多，正是由于神秘才让这个领域非常有趣。

作为人体功能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大脑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凭借非凡的意志、耐心和气魄，外科医生用大脑赋予的智慧挺身而出，攻入颅腔，向大脑疾病带来的病痛、无助和死亡勇敢宣战。然而，关于大脑的秘密仍没有全部揭开，神经外科手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无人可知，这是一场至今没有看到尽头的挑战，了解人脑就是了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认识中艰难前行，这或许就是医学发展的终极答案。

据统计，在今天，全球人口平均寿命为71.6岁，仅仅在100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是31岁，这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和许多因素有关，而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是医学的进步和外科的兴起。疾病和死亡或许是人类最难以摆脱的噩梦之一，而手术则是拜托噩梦最直接的方式。作为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技艺之一，外科从何而来？答案可以追溯到人类蒙昧初开的时刻。

每年四月，当大兴安岭的冰雪开始消融，黑龙江上游支流呼玛河的冰层逐渐融化解体的时候，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原住民鄂伦春人，都会来到呼玛河边为开江举行祭祀。84岁的关扣妮是鄂伦春族最年老的萨满，她向呼玛河神献上祭品，以保佑这一年风调雨顺、族人平安。鄂伦春人认为万物有灵，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的宗教信仰之一，萨满巫师被赋予的职责，就是以个人躯体为媒介，完成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沟通。

鄂伦春萨满文化传承人关扣妮：神多，天上和地下的神也特别多，到处都有。有人生病了，萨满给他祈祷，又跳又磕头，不停念经祈祷，直到把病魔驱走。在祈祷的过程中，边说边找病魔，直到把病魔赶得更远，病就好了。

数千年以来，鄂伦春人通过神秘的吟唱和低沉的鼓声，为疾病和死亡寻找原因。人类的命运由神灵精怪掌控的观念几乎是所有早期人类的共识，面对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古人只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变化无常的命运。但同样是在这片天空下，一些人却试图和神灵抗衡，主宰自己的命运。

新疆吐鲁番盆地——中国西部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保存下大量古代生活的遗迹。2003年考古学家在对这里的一处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眼前这具1500年前的女性干尸。干尸下腹部一个细节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这是一个长度为17厘米的伤口，在放大17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考古学家发现，伤口的周围竟然有用马尾毛缝合的痕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永兵：我们看看她的嘴下边张得很大，而且脸部基本上都是有点变形了，估计她生前可能非常痛苦。这个女孩儿我发现她可能在20岁以下，因为她骨骼很小，估计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说生孩子可能，当时因为过去人结婚也很早，所以她可能是面临难产。

考古学家推测，这位年轻的女性有可能经历了一次古代的剖宫产手术。但是在1500年前的医疗条件下，她不可能存活。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却让我们看到了腹部缝合的雏形，以及人类救助同伴的本能。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而外科是其中最早被涉及的领域。

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国际医学史学会学术会议主席卡洛斯·韦斯卡：有证据显示，至少在一万年前，考古学家们在古人破碎的骨头里发现了愈合的痕迹，（完成这种愈合）需要切开外部组织，放入一块涂有蜂蜜的松木，然后缝合、固定。为了族群的延续，刚刚萌芽的医学，试图用微弱的光与疾病和死亡对抗，尽量帮助族群的每个成员都能存活下来，这或许就是医学诞生最直接的原因。

—我是01，延庆石林峡现场一人伤情较重，意识不清，现场交通道路复杂，请尽快赶到现场。

—航空救援组收到。

—全地形越野急救车组收到。

北京急救中心，一场救援演习正在进行。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院前急救系统，这里每天会接到五千至六千个急救电话。今天，作为救助，这一古老医学主题的现代升级，急救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核心力量的优势体现。为了保证急救工作的迅速、准确，定期演习是急救中心的常规工作之一。两名伤者正处于交通极不便利的山区，重伤者颈椎受伤无法搬移。

—航空医疗救援组，我是01，绿色通道建立完毕，请将患者转送至中日友好医院。

抢救伤者的黄金时间是在4至6分钟之间，在伤者进入医院前，这些流动的急诊室可以大大提高伤者生还的希望。很快，定位显示，航空救援组已到达伤者附近。伤者的所在地位于海拔1000米的悬崖峭壁，在这样的地方对重伤者进行精细的救治与搬抬运输，急救人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我们来了，别着急，听得见吗？你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考虑颈椎损伤，头部固定。能睁开眼睛吗？我看一下你的眼睛。

北京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陈志：我觉得急救的本质就是不放弃，并不是每一条生命我们都能够挽救，该离去的，他一定会离去。但是呢，以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加上我们的责任心，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意外、疾病，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比古人幸运的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专业系统的医疗救助获得生存机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医学实际是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那么远古时代人和自然做斗争，可能会受伤，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最初的帮助，比如你哪破了，哪出血了，我会帮助你。或者我用一个烧热的一个石头去烙你，叫石砭。这些都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善良行为，一种表达，甚至可以说一种很粗糙的原始的医学。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生存，随时可能到来的袭击和疾病促使人类试图寻找生命的秘密。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身体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当人们着迷于这些博大的命题时，混杂着巫术和经验的医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人们开始寻找身体和疾病的本质关系。

土耳其帕加马古城——古罗马的知名城邦，这些断壁残垣曾经属于这里最大的医疗机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公元2世纪，一位名叫盖伦的古罗马名医曾在这里行医。

土耳其帕加马古城讲解员比罗尔：毫无疑问，世界公认的第一所医疗中心位于此地。这是盖伦出生的地方，盖伦的职业是医生。前方由个剧院，当时主要进行角斗，盖伦就主要医治受伤的角斗士。

为了更好地医治受伤的人，盖伦开始寻找探索身体奥秘的方法。这些奇形怪状的图画或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出自一本12世纪的波斯语著作——《曼殊尔解剖学》，这些图画的理论来源正是盖伦。在医学历史中，盖伦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的人。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我想人类较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之一就是了解人体的构造、人体功能以及为何会生病，所以努力掌握人体构造是人类的愿望。当时在古代尸体解剖是很困难的，盖伦不做人体解剖，他是角斗士外科医生，必要时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内部结构。

盖伦试图通过解剖动物，从动物的身体来推理人类身体的构成与运行方式，并用自己对身体的理解来治疗疾病。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盖伦认为身体的平衡决定了生命健康程度，盖伦认为身体的失衡是生病的原因，并认为体液分四种，即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和血液。它们流经全身，保持人体的活力。如果它们是均衡的，那么你就是健康的；如果它们的平衡被打破，你就会生病。

实际上，疾病源于身体失衡的理念并不是盖伦独创。在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中，人们都有着类似的看法，以及基于这种看法产生的医学实践方法。

印度——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国度之一，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这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当地人常去的露天诊所，病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接受一种叫作放血的古老疗法。诊所上午九点开门，每天可以治疗40个患者，当地的病人和医生相信，排出体内多余的污浊血液可以恢复身体的平衡，治愈病痛。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他们并不了解人体的构造，他们只能通过观察人体的表象来猜测人体内部在发生些什么。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我认为盖伦的理论对手术医学产生了影响，比如说放血可以重新平衡身体的想法，以及把人体作为系统来看待，通过重新恢复平衡来治疗疾病的理念成为古典医学的热点。

漫长的古代医学时期，人体解剖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依靠推理、猜想和经验的医学实践在暗夜中缓慢前行了1000多年。直到14世纪，一切才发生了改变。作为人类了解自身奥秘的最初手段，人体解剖学让人类推开了现代医学的大门。今天外科医学所能做到的一切，都要拜他所赐。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在没有解剖学以前的手术是黑暗中的手术，什么意思，不是说没有灯，而是你脑子里是一本糊涂账，切下去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切的。而有了解剖学之后，你是在亮灯的情况下，一片光明的情况下去开刀。所以解剖学指挥了医生的大脑，也操纵了医生的双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一个好的外科学家，他一定要非常熟悉人的结构。所以他做手术的时候知道从这个间隙进去，那很容易就分离，又不会损伤大的血管、神经，但是又很轻巧地把需要暴露的地方暴露出来。所以外科医生对外科解剖学来说，他是非常重视的。

求生的本能、同伴的救助，医学开始了减轻身体痛苦的最初尝试。解剖刀深入人体，开启医学新时代。这是手术的故事，也是人类最独特的进化史。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理性之光。

尽管对外科学贡献巨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条由人体解剖学开辟的发展之路上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禁忌、黑暗与曲折。

英国——世界医学活动最早开始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英国爱丁堡最古老的的墓园中，人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古老墓穴的外部被围起了重重围栏，似乎是在防备一些怪物从坟墓中出来。但事实上，对这些墓穴的建造者来说，他们要提防的并不是鬼怪，而是偷盗尸体的活人。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理事会成员詹姆斯·戈登：他们是相当疯狂的人，他们发现挖掘近期死亡的人的坟墓，可以从医学院里获取金钱，因为尸体可以被医学院用来解剖。这实际上是一门大生意，因为当时解剖教授只能拥有极少数量的合法尸体用以解剖教学。

当时，只有死刑犯是尸体解剖的唯一合法来源。由于可供解剖的尸体数量有限，在金钱和暴力的驱使下，医学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杀人案件在爱丁堡发生了。这是爱丁堡大学解剖博物馆内最为出名的藏品，或许也是全英国最有名的人体骨骼之一。

英国爱丁堡大学解剖系教授凡德拉特尔：这是威廉·伯克，他用这双手谋杀了15个人，其中一人被直接扼住咽喉，停止了挣扎。而其他人则是双手被绑到身后，像这样口鼻被捂住，窒息而死。他其实并不高大，这具骨架一直被放在柜子里，如果拿出来就会发现，他只有5.4至5.5英尺（165厘米左右），但他非常强壮。

1828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在他们自己开设的廉价旅馆中，先后杀死了15人，并将这些人的尸体卖给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解剖教授。这样的罪恶行径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有人无意中在他们的旅馆内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东窗事发，威廉·黑尔神秘失踪，而威廉·伯克则被当众绞死，据说有超过25000名愤怒的群众观看了他的行刑过程。为了让人们永不遗忘这一解剖学史上最黑暗的罪恶，100年来凶手伯克的骸骨一直在解剖博物馆中陈列，以示惩戒。

英国爱丁堡大学解剖系教授凡德拉特尔：这是用从伯克脑部获取的血液写下的，在他行刑后，人们用他的血写了这样一段话：伯克因为1829年1月20日谋杀他人被法院宣判绞刑，而这些血液是从他的脑部获取的。1829年2月1日。

医学的第一原则是不可伤害，用无辜人的血来换取技艺的精进，这与医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比起之前人体解剖的历史，人们可以在医学研究中解剖尸体，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巨大进步。在14世纪之前，因为伦理、宗教等原因，公开地解剖人体被绝对禁止。即使是盖伦这样最负盛名的医学家，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1353年之后，为了战胜夺去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来了解人体。就在这股探索人体内部奥秘的热潮当中，一位佼佼者脱颖而出。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这里拥有着世界知名的古老大学——帕多瓦大学。1537年，23岁的安德烈·维萨里来到这里开始担任帕多瓦大学的解剖课教师。当时解剖学课堂上使用的教材依然是盖伦1500年前的著作，教师们只是照本宣科。但在自己的解剖实践中，维萨里已经发现，盖伦对于人体的某些描述无法在真实解剖过程中获得验证。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盖伦的解剖学并不是基于人体，在当时的罗马文化中，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盖伦解剖的都是动物，猪、狗、牛，还有羊等。所以他十分擅长解剖哺乳动物，但他在细节上有一些错误。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人体的器官和动物器官类似，但是不完全相同，所以一些有关肝脏、心脏等器官以及骨骼的特征都是错误的。

雄心勃勃的维萨里决定重新编写一套全新的解剖学教科书，展示自己的发现。

这是安德烈·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的封面，该书于1543年在巴塞尔印刷出版，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插图，总共360张插图，简明扼要，十分具有科学性。

这套珍藏于帕多瓦市立图书馆图书馆的七卷本《人体的构造》，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的版本。这本规格巨大的图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介绍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这不是一个人人都在阅读盖伦的场景，也不是大家在认真听一位博学教授讲课，而是大家在学习真实的人体解剖，这是关于文艺复兴一种典型的思想——回归自然、回归事物本身。

从封面开始，维萨里就在向世界昭示着这本巨著革命性的品质。身体的各个器官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精准复现的方式被展现出来。被解剖的人体肌肉、骨骼被放置在现实的美丽地貌中。维萨里试图透过书本告诉我们，解剖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1543年七卷本《人体的构造》一书正式出版，被认为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之作，这一年维萨里29岁。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这本书珍贵稀有，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强烈需要，因为它融合了两大特征——文字充满科学价值和解剖学价值，有些人说现代医学正式始于1543年。

就在同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推翻了统治1300年的地心说，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人类同时迈出了向外部世界和自我身体探索的第一步。

今天人类在医学上的进步一日千里，柳叶刀锋几乎已经在人体内无所不及，但这段由先驱开辟的、通往真相的探索之路从未被后人遗忘，解剖课依然是医学生们大学时期最基础最重要的必修课程。

—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北京协和医学院2014级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实验课的开课仪式正式开始。自建校以来，每年的开课仪式上，开始学习解剖学的同学们都会向你们一样站在这里，向大体老师们（遗体捐赠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就在这个教室里面告别了敬爱的老主任张炳常教授，也迎来了第754位志愿捐献者，他们的医学之路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3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教室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医学生，这些初入医学大门的年轻学子将开启学生生涯中的第一堂人体解剖课。

—我们在去浅层结构的时候，它贴着皮肤，不要这样贴着，贴着皮肤去剥离，这样就不容易损伤到深层的结构。现在你看到的脂肪就是浅筋膜……

在老师的引导下，医学生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肌肉、血管和器官，这种强烈的震撼将让他们铭记终身。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人类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马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的每个病人写的都会跟教科书或者图谱上有一点点些许的不同，当你做的足够多的的时候，你这个医生就有了足够的经验，所以我们说的临床经验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体的变异，还有各种各样病情的复杂变化给结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一点从学生上这个在真实的大体老师上上解剖课，他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这个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一个未来的一个医生，获得高超的一个临床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劳伦斯·里佐：通过解剖学，学生可以从大体老师身上学到足够多，他们不仅让医学生们了解人体结构，还能更加了解人。如果医学生想了解重病，甚至病危的人的身体和情感，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感。解剖课可以在不伤害人、不冒犯生命的情况下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解剖学的进步让我们对人体的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人类的探索，绝不会止步于这些静止的身体。器官、组织如何运行，我们的生命怎样维系，从一座古老的解剖教室开始，人类开启了对人体生理奥秘的探索。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这里是帕多瓦大学古老的解剖剧院，建于1594年。在这个房间里，人类解剖学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体被展示在这个城市的学生和教师面前。

那时，帕多瓦大学已经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院校，吸引着全欧洲最优秀的医学生慕名前来求学。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站在这里令人震撼，每一层圆形台阶都是很窄的，并且有两三百名学生肩并肩站立，每个人都拿着蜡烛，以便照亮这个无窗的房间。随着解剖的进行，学生会轮流下来，以便更好地观察尸体，然后再鱼贯回到原来的位置。此外，在这个礼堂里还有一支乐队，将会同时演奏慰问曲。除了为这个解剖剧场增添更多仪式的气息，还要为他们面前被解剖的人体提供一点抚慰。

1602年，来自英国的威廉·哈维加入了这支医学生的队伍，帕多瓦解剖教室带给哈维的不仅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在一场有一场的尸体解剖观摩和操作中，威廉·哈维对研究人体生命运行规律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们，比如威廉·哈维，我们相信是在那个房间里他知道了静脉和里边的静脉瓣控制血流的走向，但对其中的原理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想就是在帕多瓦大学的那间房间，威廉·哈维开启了对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透明的身体内，错综负载的血管纤毫毕现。

透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有规律地收缩和舒张，不断地吸入和压出血液。通过血管，心脏与全身各器官组织相连，供给组织细胞氧和营养物质，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产物。这是人类最基础的生命活动规律，今天我们对于人体运行规律的科学研究，都始于哈维。从帕多瓦大学毕业的20年间，哈维全部的研究重心就是人体的心脏与血液。他试图通过解剖与测算解开心血运行的秘密。

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国际医学史学会学术会议主席卡洛斯·维斯卡：哈维回到英国后开始用不同的动物，鸽子、一些兔子做实验。然后哈维开始思考，它们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1628年，哈维发表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一书，用明确的实验数据论证出人体血液以心脏为中心循环流动的结论。这是人类第一次清洗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动态生命活动的过程。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他认为心脏就是一个泵，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血液从左心房走，通过动脉循环，然后通过静脉回到右心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观点，所有人都能明白，但是在17世纪并不是这样。

外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哈维开创的人体生理学功不可没。手术的切割与重建虽然发生在局部，担任和复杂外科手术的设计无不需要对人体生理运行机制的充分理解。医生正式在人体生理学的指引下，帮助患者尽快从手术创伤中恢复。

骨科专家们正在利用不可思议的混合现实技术为颈椎骨折患者进行手术，通过这种特殊的眼镜，这个数字模型与真实的人体叠加在一起，医生可以清晰、细致地看到创伤周边血管和神经的结构关系，避免伤及控制人体呼吸心跳的神经中枢，降低手术的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叶哲伟：你的螺钉你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小切口，你不需要做一个广泛的显露，让螺钉通过血管神经的丛林，达到它要达到的位置。这个就是说，手术的精准性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

不仅仅是骨骼，有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指引，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在计算机创造的数字化世界中走得更远。

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员史蒂夫·莱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应用，现在我可以研究骨架，可以观察肺、肾、胃，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能在这个虚拟实验室中看到。我们可以查看神经系统，这里是脑部，这是肌肉组织，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体内有多个肌肉层。我们可以把各个层剥离出来，了解特定的人体肌肉层的工作方式。

在这些完全符合生理学精度的器官虚拟模型上，科学家们可以直接与模型互动、切割、探查，乃至实施多种虚拟手术，为真实手术进行测试并选择最佳方案。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从未如今天这样精准而确切，我们能够治疗的疾病种类越来越多，正是基于对人体的充分认识，才有了现代医学的一切可能。

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国家历史与文化学史学系教授德米特里·巴利金：从盖伦开始直到17世纪哈维的年代，这段时间的人们都认为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我认为医学在17到19世纪，从边缘学科向主流不断发展的这段时间，是一场从盖伦系统和边缘学科到自我解放的科学性的革命，我们距离真正的医学越来越近了。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现代医学我们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我们可以将这些发现总结为从古老医学到现代医学的演变过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郎景和：如果说一二百年之前，我们医学主要是对人体的认识，那么我们说对人体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两个里程碑，一个就是维萨里的解剖，一个就是哈维的循环。这一百多年以后，我们是对疾病的认识，包括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是这样的。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身体究竟由谁来掌控？这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首要问题。几千年来，在一片蒙昧与黑暗中，在一片世俗冷眼中，医学先驱们用一点点微光来探索我们自身的躯体，建立起人类在这个广阔世界中的坐标。认识自己或许是医学永不停止的主题，接下来医学将不断冲破黑暗，继续改变人类的命运，这一过程必然艰难至极。

央视的八集纪录片，很棒。最赞配乐，中国爱乐乐团伴奏，片头有“西部世界”既视感。8集题目简练清晰：“理性之光，手术基石，长驱直入，攻入颅腔，打开心脏，生死‘器’约，众病之王，未来之光”。内容涵盖了1543年开始的解剖学， 1628年论证了心脏和血液的流动，描述了19世纪中期前的“三无”（无麻醉，无杀菌，无止血）手术，展现了两百年的手术的发展和进步，解决手术的三大基石--麻醉消毒止血问题后长驱直入，之后攻入头颅、打开心脏，癌症、器官移植置换等问题都有很好的探讨。最喜欢心脏那集，从低温停跳6分钟手术（比奇洛）， 到活体交叉循环术（李拉海），后来有了人工心肺机感受到了“现在时”，介入治疗更是对患者天大的好处。对双手移植，异体脸面移植印象深刻，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里面提到了很多医生、科学家，他们非常了不起，永远感恩和怀念！里面还有很多“有趣”（表面有趣实则恐怖）的故事，比如过去是理发师做拔牙、截肢的事，有个医生做截肢300%死亡率（病人、助手、看客），“低温停跳术”-- 在6分钟内做完心脏手术。

最大的感受是感恩敬畏。BTW, 千万不要穿越回过去，做个手术死亡率高达50%,不疼死也会感染而死或流血不止而死。另：吃饭时勿看。

1. 理性之光

· 古希腊的盖伦(Galen)通过解剖动物推断人体内部结构

· 1353年后，教会解除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

· 维萨里(Vesalius)于1543年出版的《人体的构造》(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是人类首本图文解剖学著作

·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首次描述了人体血液循环

2. 手术基石

· 二世纪起，罗马人即采用烧灼的方式止血。帕雷(Ambroise Paré, 1510-1590)首创使用特制钳子和针线止血，并设计了多种手术器械和假肢

· 无麻醉时代，为减轻疼痛带来的各类副作用，快速是首要的要求

· 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 1819-1868)亲自试验了乙醚的麻醉效果，并将其应用于手术

· 赛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首次呼吁手术医生需洗手、消毒以控制感染

3. 长驱直入

· 伦琴发现X射线

· 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通过溶血实验发现了血型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

· 1980年，席姆(Kurt Semm)首次运用腹腔镜实施阑尾切除

4. 攻入颅腔

· 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 1869-1939)通过分析大量病例，探究脑瘤位置与身体病变的关联，提出了颅内肿瘤诊断与分类的方法。他还解决了神经外科手术中的一些操作问题，大大降低了此类手术的死亡率

· 亚萨基尔(Gazi Yasargil, 1925-)完成了世界首例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5. 打开心脏

· 器官静止与术野清晰无血这两条外科手术前提起初不适用于心脏手术

· 比奇洛(Wilfred Bigelow, 1913-2005)发现低温下人体需氧量下降，心脏亦会短暂停跳，但留给手术的时间只有六分钟

· 李拉海(Clarence Lillehei, 1918-1999)提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即令患者的血液流经捐献者的心脏以维持患者的生命，期间患者心脏停跳以方便手术

· 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 1904-1979)受到马手术的启发，将一根导尿管通过自己的静脉推到心脏，为介入治疗(Interventional treatment)打下了基础

6. 生死器约

· 塔利亚科齐(Gasparo Tagliacozzi, 1546-1599)将鼻子与上臂缝合，待鼻部创面形成了新的血液循环再行分离

· 器官移植后会发生排异反应，而早期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往往也有生命威胁

· 罗伊卡恩(Roy Calne)研究了环孢素的抗免疫排异效用

· 利用自体干细胞再生各种组织与器官，或可突破供体短缺的瓶颈

7. 众病之王

· 海拉细胞

· 原癌基因

· 免疫疗法

8. 手术未来

· 生物瓣膜

· 干细胞、组织工程学、再生医学

· 三维重建虚拟器官

· 一体完成切割、止血、缝合的智能吻合器

· 植入式智能血糖监测器

· 人工智能影像学诊断

·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分析脑电波信号辨别穿戴者的运动意图

· 直接与残肢神经连接、受大脑神经信号驱动、并具备感觉反馈功能的假肢

连续一个星期，我都准时搬着小板凳，坐等《手术两百年》播出，看到自己笔下的文字化作影像出现在方寸屏幕之上，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不专业？因为我是剧组中唯一一个没有看过《手术》成片的内部人员啊啊啊啊啊啊（当然要看也能看，就是自己懒）。

纪录片的撰稿和影视剧的编剧都是写故事的人，影视剧讲虚构故事，纪录片讲真实故事，起承转合同样不能少。

这集讲什么？故事从哪里开头？转折在哪里？高潮怎么铺垫？和下一个故事怎么连接？设计这些是我的工作（写完这一段，觉得自己还是满重要的）。

在看完医学科普大咖李清晨李公子数万字的文学底稿和另外十来本书、拜访了十多位顶尖医生和科学家、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一年半后，我的工作结束，具体拍摄由各位分集导演和后期导演接手完成。虽然都叫“总”，但我比总导演陈子隽的命好，在我吃喝玩乐带孩子的时候，她还在机房中继续鏖战了近两年。

我记得我们刚组队打怪时，组里一位女导演新婚不久，等到播出，人家二胎都生完了。

纪录片这个行业除了穷点以外，没啥缺点——圈子小，人单纯，还可以打着工作的旗号，拜访四海神仙满足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另外，也有很多机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中，听到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

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看梁浩（第四集《攻入颅内》）、晚秋阿姨（第四集《攻入颅内》）和协和老年病房宁小红医生（第七集《众病之王》）的采访时，自己在电脑屏幕前因为感动和难过哭成狗的样子。

如同人生总有缺憾一样，《手术两百年》并不完美。比如第一集中对于现代医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的追问，很多重要医生的人物性格刻画，病例的来龙去脉等，由于时间不够、画面节奏不对或者没有足够素材等原因，最终只能从成片中舍弃，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的内心怀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手术两百年》能够在少年观众的心中埋下一种子，让他们对医学或科学多一点兴趣，少年强则国强嘛。

最后，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喜欢，我会在b站弹幕和豆瓣、微博的评论区笑咪咪地盯着大家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