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

我学过历史，但我不懂那段历史，所以我不和你说历史

我看过电影，但我不是奥斯卡评委会，所以我不和你谈电影

我和你说的是，故事里的事儿

 

这十四个秦淮河的女人，花枝招展，风骚性感，朝气美丽

她们叽叽喳喳地嬉闹着，仿佛完全忘记刚才逃命的惊惶

她们风情万种地扭进教堂，你一定感觉不到门外的炮火连天曝尸荒野

你一定认为，这群妓女是被书娟们鄙夷唾弃的

可是你未必知道，书娟们也在偷偷的羡慕甚至嫉妒着这群秦淮河的女人

她们神秘，她们妖娆，她们举手投足都散发出书娟们不可企及的绰约

那是一种连女人都要嫉妒的风韵，包裹在艳丽的旗袍下，张扬在凹凸有致的曲线里

在她们胭脂水粉的浸泡中，连地窖都散发出一股温柔乡的暧昧

 

书娟和玉墨，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十三岁之前，经历着几乎相同的成长轨迹

是十三岁那一年，改变了玉墨的一生

所以，玉墨不能眼看着书娟的人生也被糟蹋在十三岁

你以为玉墨救的是书娟

其实玉墨救的是当年无法营救的自己

你以为秦淮河的这群妓女保护了唱诗班的那群学生

其实她们保护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所以 别说什么深明大义、侠肝义胆、爱国情怀

别用这些CCAV的颁奖词侮辱了她们

谁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她们也许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

可也正因如此，她们保留了最市侩也是最朴实的价值观：讲义气

“如果不是那些女学生把日本兵引开，你的脸和屁股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你救我，我也会救你，就这么简单

“姐姐替你们去！你放心，有姐姐们在，不会让你们吃苦的！”

女孩和女人，你能说谁值得救，谁不值得救

可是当年如果有人也不舍得让她们吃苦，她们会不会过着不一样的人生？

 

也许有那么一瞬，她们的内心是雀跃的

因为终于有机会穿上这粗布校服、剪这呆呆的娃娃头

这一定是她们去了秦淮河之后，最难看的装扮

却也是她们去了秦淮河之后，每日每夜都幻想的另一条人生路

于是她们叽叽喳喳、不无得意的互相攀比着：看，我多像个女学生！

她们为自己也能装扮成学生模样，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自豪

 

她把情郎的玉镯送给女学生；

她把攒着赎身的钱交给女学生保管；

她摸着女学生的头说，要替姐姐活下去

她们能在死前继续大笑大闹，是不是因为，她们真的把命寄托到了女学生身上

因为，一旦死去，她们悲惨又卑微的今生就能结束

女学生替她们堂堂正正的活着，她们的命就能重写，就能延续

 

她们合唱了一曲《秦淮景》，这场面一定是滑稽的

十二个剪着娃娃头、套着臃肿校服的女人，

扭着腰身、拿腔拿势的细细唱着胭脂巷的招牌小曲儿

裹胸布掩盖了她们放荡的曾经

毫无线条的大褂遮挡了她们不堪的过去

烫直了的卷发、抹掉了的红唇

她们竟也能如学生般清纯，哪怕只是外形

可这清纯的外形，唱出的是《秦淮景》

 

你可以很感动，可你不要忘记，

女学生们引开日本兵时，躲在地窖里的妓女们并没有出手相救；

妓女们要代替女学生时，准备自杀的学生们也没有拒绝

人性是自私的，还是自己活下去好

所以你看，这电影没有想要歌颂谁，没有想要塑造出CCAV里的人物

人性不是光辉的，而是饱满的，健全的

 

你可以觉得学生是幸运的，可你不要忘记，学生们是自己救了自己

如果有任何一个学生出卖地窖里的妓女，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

这群十三岁的小姑娘，也许还不懂什么叫义气

她们只是本能的认为，就算自己躲不掉，也不能坑了另一群无辜的人

即便这群人肮脏、恶心、不要脸，即便自己只能自杀

也许正是因为她们还小，所以她们能善良的这么直率、这么不计代价

如果换成一群成年人，为了自保，她们还会这样做么？

甚至如果换成是你，是我，为了自保，我们会这样做么？

我不敢想，也不敢承认

 

十三岁的她们，一定不懂这群妓女为什么要换自己

可是长大后她们一定会懂，也一定会有腕骨般的痛

她们会活得很不好，因为她们的生，是以另一群人的死为代价

她们会活得很好，因为她们还承载着另一群人的梦

 

这是一部电影，可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以特定历史为背景，可它讲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我赞成每年都该有这样一部高质量的作品来提醒我们勿忘国耻

可自此，我的脑海中多了一笔抹不去的风景

就是那十四个花枝招展、风情万种、裹着旗袍的美丽女人，细细地吟着《秦淮景》

 

也许那年，我也死在了南京城

不知道那一次，有没有人逃离南京，替我坚强的活了下去

也许那世，我也死在了南京城

所以这一世，我要替前生好好活

张艺谋拍了《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陈凯歌拍了《梅兰芳》，冯小刚拍了《芳华》，毫无疑问，严歌苓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再往前，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出色，陈冲的《天浴》更冲天。难得有一位作家、编剧，能够以女性视角，同时受到男女导演的青睐，况且，实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丰收。中国人爱严歌苓，爱看她笔下的故事。必须承认，严歌苓擅长制造戏剧冲突，她的故事总能拿住中国人的情感命门。

悖论的是，从张艺谋到冯小刚，这一代男性导演，在女性主义、女权意识方面，口碑并不佳。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端出大馒头似的胸脯，冯小刚垂涎文工团的美腿，女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被物化、符号化的，减缩成一个性符号。这显然谈不上一种文明的女性意识。但他们都爱以女性主义著称的严歌苓。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要么，我们错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要么，我们误解了严歌苓。

本文倾向于后者。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一部写国人创痛的电影，加上旗袍美女的风情，不打动人是很难的，观众奉献了足够的感动和眼泪。但《金陵十三钗》让我从生理上感觉不适，我看不下去。这种不适太微妙，和中国人一贯的正剧表情相违背。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应该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这群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推她们去当慰安妇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些良家妇女还是清白的处女呢？（妓女至少经验丰富将伤害降低至最小。）如果这些良家女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呢？（妓女也许是自愿拯救她们……）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从伦理上双重同意，“是的，妓女当然应该站出来”。

这是严歌苓的叙事陷阱，《金陵十三钗》的泪点所在。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玉墨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有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吗？只要想想，假如玉墨们拒绝，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清白白的小女学生狼入虎口——你会对谁愤怒？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观者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呢？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呢？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表示他看电影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起来。实际上，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一摇一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但这种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她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这条路，恰恰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感动中国”模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我以为是严歌苓的故事，谁知不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恪守族规，清白的女人能进祠堂。女二号的丈夫赌钱，把她当筹码输给了仇人。家族派人去救她，发现她已经被仇人强暴过了，“不清白了”，于是转身就走。而女一号则是被抢来给女二丈夫填房的。这本该是一段惨痛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迫害史，但故事的走向却响亮地拐弯了——女一用爱发电，感动了丈夫。女二则参加抗日，成了英雄，临终欣慰地表示，自己又能进祠堂了，自己还是“刀客家族的女人”。剧终，儿女们在家族墓地吊唁先贤，表示要继承传统。这是2014年中国人热爱的故事，比《金陵十三钗》还晚了三年。

张艺谋还拍了《陆犯焉识》。凭心而论，电影很好。陈道明和巩俐演绎了荒诞岁月里坚固的爱情，令人动容，也令人惜叹那段吃人岁月。但是回看原著，又不免感慨，严歌苓还是严歌苓。电影巧妙地截取了原著的后半段，只拍了巩俐的守望，没有拍这段婚姻的背景——包办婚姻，文化程度很低的封建女子嫁给要留洋的大少爷，没有爱情，受尽冷落。浩劫后的守望也真的是用爱发电了，让少爷终于感悟到旧式女人的忠贞可贵。反思呢？批判呢？顺应这种逻辑，女人的一切苦难，最终都能以自己超人般的道德化解。

电视剧《小姨多鹤》讲了一个抗日战争版的《使女的故事》。一户东北农人救了战败后未及回国的日本少女，要求她留下当代孕子宫。少女被中国好人的温情感动，自愿无名无份地生了几个孩子，以“小姨”的假身份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最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她魂梦的故国。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不堪言说的残忍，但在严歌苓笔下，这是个温柔的故事，是多鹤这个伟大女人用爱对待命运，谱写的诗歌。

严歌苓的女性主义似乎逃不脱感动中国套路，表面看是在歌颂女性的坚韧、伟大、崇高道德，底色是迎合男权视角的百忍成夫。她歌颂一类女性，不管受了怎样的凌辱，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不公，最终用圣母般的情怀完成了白莲花式的救赎。她主动创造出一批这样的女性，歌颂其美好，而对其悲剧的根源，严歌苓是鲜有反省意识的。

有一段采访，严歌苓自述她的女性意识——

记者：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她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不要看男人的爆发力很强大，但是女人总是持续到最后的，而且寿命也比男人长。从生理上来讲，现在看看活下来的老太太，特别特别多，东京也是，很多老太太，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现在88岁。所以从生命力上来看，（女性）确实是很强的，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对吧，就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跟你计较的嘛，这是我的女性主义。过去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我不承认，现在我发现我很女性主义，因为我把女性主义藏在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里边，本来我就比你高了一截。所以我在《扶桑》里面说的：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跪着的人，宽容站着的人，严歌苓说这是女性主义。言下之意，她不认为她们应该先站起来反抗。而在另一段采访里——

澎湃新闻：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古往今来，其实“强奸”这个词语背负了许多人们强加给它的沉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对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她把强奸她的人的扣子咬下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

这段话看了毛骨悚然。把女性遭遇强奸时的不反抗（现实中，大部分是无力反抗），通过艺术创作，美化成甘地式的道德标杆。“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这是我读过的对强奸最诗意的描述。这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女奴主义呢？

对于严歌苓价值观的辨析是困难的，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大国，崇尚牺牲、崇尚伟岸。严歌苓也写女性的思考、女性的胜利、女性的美，但在宏大道德叙事的包裹下，她表达的美，也许不是天然的美，而是把被拐卖的女人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那种美。那正是我们应当痛苦辨析、从集体意识里剥除出去的恶毒。

最后，用严歌苓自述的一段话来结尾，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男导演都青睐于她。精神内核的相通，使得严歌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一座精神牌坊。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还是想说几句，关于《金陵十三钗》。


看的时候笑中有泪，泪中有恨，时而沉重，时而抑郁，时而幽默，时而感动。这绝对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回家的路上跟某人说，要是《十三钗》都拿不了奥斯卡，我觉得中国人从此真没必要凑那个热闹了。就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中国人没拿过，就能说中国没有特别优秀的文学作品吗？我们多数时候是自己要硬往西方价值观的套子里钻。


昨晚很晚才睡。原因是睡不着。心里一直有各种复杂的感情作祟，主要是沉重。突然间有很多问题。关于人性，关于日本人，关于战争。我拉着某人给我讲历史，为什么南京最惨，后来中国怎么赢的。好像自己白学了历史一样，对抗日战争的概念淡化到竟然忘了这场战争打了 8 年。
 

《南京南京》上映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去看了，当时还是一个人去的。虽然有亮点——江一燕扮演的妓女很出色，但总体我是轻松地心情看完的。事后内心未起任何波澜。看《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很多细节都让我哭了。并不是说导演在煽情，电影很克制，注意了情绪的调和，秦淮妓女的嬉笑挑弄和地道的南京腔都给电影增添了不少笑点。但是由于南京大屠杀的背景，整个故事基调始终无法轻松起来。观影时，内心一直处于痛苦的纠结中，以致于把他的手都掐疼了。


想想佟大为饰演的国军战士们如何用身体来抵挡坦克，我就心惊肉跳。想想豆蔻死的惨景，真的很揪心。那种惨，好像不是能够想象的，不敢看那些画面，那种仇日情绪一下子就在我心里翻腾。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大声嘲笑她们的傻，竟然会为了琵琶弦而跑出去送命，当时觉得这些公然藐视她们的男人很可恶，男人重命，女人却是重情。对于没有多少寄托的秦淮妓女而言，即便是琵琶弦、耳环和猫，都值得她们冒死追寻。这就是她们的精神寄托，无关世间安稳和动乱。和平年代，她们也是边缘人，战争年代，同样没有逃脱边缘。从良家女子变为妓女起，她们就学会了在自己的世界里求生存。


在战争中，生命太卑微。活着既难又屈辱的，不是这些妓女，而是平凡人。是心灵纯洁的孩子。电影中设计的很好的一段是，把十二钗化妆为女学生之后，她们相互感慨曾经的纯真。玉墨说，她的生活就是在13 岁的时候被彻底改变了，从一个好女孩变成了一个坏女人。这些被逼良为娼的女人们， 13 岁的时候都是纯真烂漫的女孩，就像教堂里的女学生一样。受过摧残的她们更懂得保护年幼的女孩，所以她们挺身而出了。

 
那曲《秦淮景》，第一次是穿着学生服唱的，而在书娟的回忆里，却是穿着艳丽旗袍的十四钗。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秦淮河岸，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地窖里留下了她们最后的光彩。很凄美。很苍凉。

 
玉墨的表演不用多说，一代秦淮头牌的风情，全在她举手投足间。即便站立在姐妹们中间，一眼就能把气质不凡的她辨认出来。贝尔演活了一个半混混的入殓师如何转变为高尚的神父。床戏并非观众想象的那样，完全是剧情需要，感情发展到那一步，很自然的几秒钟。剧中香艳的脱衣画面也仅限于预告片中的那些，除了那几秒之外，没有更多露骨的描写。冲着香艳床戏去的观众肯定会失望了。


关于原著和电影谁更出色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看过原著的人，公正地评价，电影比小说要出色得多，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可以印证关于改编的那句话：“三流的小说拍出一流的电影。” 在老谋子还 没买严歌苓小说版权 的时候，我就看过原著，短短的中篇，很普通，在严歌苓作品中算是中下等水平。 小说除了在妓女替换女学生和书娟的视角这两个方面对电影有绝对的贡献之外，其它情节和细节设置纯粹就是编剧的匠心了。电影比小说更充实饱满，色彩的运用体现了张艺谋独特的美学，教堂彩色的玻璃在电影中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视觉效果，玉墨的旗袍件件精心。更重要的是，电影情节很紧凑，一环扣一环，不像小说天马行空。作为电影来说，无论是情节人物设置，还是画面拍摄手法，大到战争场面，小到地窖里的十四钗生活，都看得到张导的用心良苦。全片几乎一半英文一半南京话，对于我这种长期习惯看英音中字的观众很是顺耳，呵呵，注意了一下，贝尔的英文对话都尽量简洁，句式简单，玉墨的英语则用了许多很漂亮的句式和词汇，显得她很有教养，毕竟是在教会学校呆过 6年，是班上英文最好的。从这一点上说，十三钗具备了国际大片的基本素养。


去豆瓣上看了一下评分，毫不意外，虚假的低， 7.6分 。


我说它虚假的低，是因为豆瓣上基本有一个不变的规律，随意给一星评价的人多半是根本没看过电影的。豆瓣高分电影多数是国外电影，国内除了少数被禁或者特立独行的迎合愤青口味的，比如《让子弹飞》能拿到相对高的分数之外，优秀国产电影一般会被压低，而垃圾电影还能占据一定位置。原因是，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好。好的东西，非要说不好。生怕不能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水准。因为宣传的需要，总有一些枪手专门负责在豆瓣上攻击别人的电影，追捧自己的作品。



豆瓣的评分对于参考国外电影很有帮助，因为不涉及国内导演，也不会红了或者毁了自己人，大家都还算公正。牵涉到同类了，就特别不饶人了。鸡蛋里挑骨头的评论到处都是，各种奇葩。佩服众网友现在 YY的水平，一篇把大牌导演全数同性恋了一把的评论竟然能博得最多的支持和评价。不由得感慨，现在李毅吧的粉丝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早晨起来看新闻说，角逐最佳外语片的除了《金陵十三钗》之外，还有伊朗电影《分离》。《分离》是我看十三钗之前今年评价最高的电影，很朴素，但是很深刻。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不带民族偏见地看，依然觉得《金陵十三钗》胜算更高。在中国观众眼里，十三钗是不耻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还没熏陶到民众懂得尊重边缘群体的人性光辉，大家看到的多数是南京大屠杀，是佟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是大片的场面和气派。就在我那一场，两三百人几乎满座，很多男人都没有一点肯定十三钗的牺牲，反倒是频繁大声讥讽她们的身份。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棒子把人打死，妓女就是妓女，她永远不会比女学生纯洁。


可是，我想借用剧中她们抢厕所之争时说的一句话：姑奶奶倒要看看你是哪里比我干净。
 

学会尊重下层人民，这是文明人的基本素养。因为每天装扮得光鲜亮丽，人模人样的，未必背地里做的勾当就比妓女台面上的钱色交易更正当。“妓女是妇女最古老的职业。”和那些被包养的女人相比，起码她们是靠自己谋生。这些人之所以比我们过的不堪，更多的不是因为她们自身的原因，而是被社会放逐了。我一直想有个导演把严歌苓的长篇《扶桑》拍成电影，那是我认为的她所有作品中最动人最深刻的一部。可惜因为题材敏感，主角是美国华人社区的中国妓女，充斥着第一波华人移民时期的暴力和色情纠纷，估计国内是不会有导演能拍的。国外导演也得要有十足的勇气，因为这个妓女扶桑，用她女性的包容和爱，让一个白人男孩爱上了她。后来有一天我认真研究中国神话渊源的时候，发现扶桑这个词初指地名，传说中天空有十个太阳，本来每天一个太阳上班，另外九个就歇息在扶桑之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严歌苓笔下的扶桑，是白人男人和华人男人的港湾，肉体和精神停靠的地方。


恰恰是这样一些边缘的女性，她们在关键时刻，用生命包容了这个世界的丑陋。《金陵十三钗》和《扶桑》，都是严歌苓对她们的赞歌。有评论说，奥斯卡大片都关注人性，关注边缘的人性光辉，老谋子是讨好奥斯卡。可是我想说，难得咱们的电影中高扬了平等和尊重的旗帜，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自家人的觉悟就是为了讨好那不看见摸不着的西方价值观呢？我们对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自信点？别人拍的出来《辛德勒名单》《生死朗读》，我们为什么不会有自己的《金陵十三钗》。


搞艺术的，请不要用常人的世俗心态来揣度他们。不是所有导演都冲着金钱和利益而去，不是拍了个电影就是为了拿奥斯卡。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拍一个好电影。一个首先是自己喜欢的电影，然后是能赢得观众喜欢的电影，最后才是评委喜欢的电影。真正的艺术家，不为别人而创作。他的创作，是内心的需要，是艺术的呼唤。

好片不怕被泼脏水，好导演根本就不在乎无道德的诋毁。






PS:原本只是习惯性地，看完电影之后就随手写一下个人的想法，从来不指望有人会读，更没想到会有如此多的评论。下面的留言每一条我都认真地看了。感谢很多人中肯的批评，我写文章的时候确实很容易有失偏颇，因为只会考虑自己大脑里的想法，跟着感觉走，没有多想这样写会给读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谢谢大家的留言！（16日）

PPS：这两天亲自验证了豆瓣上的各种诋毁，本来坚持不改原文的，以为大家能宽容一点，理解我这篇文章只是一己之见，并无要左右别人观点或者强调地域差异的意思，结果还是被揪出来了不饶恕，所以我删了那句无心之失。对不起！

有人也许又会跳出来说，还不断的改贴，可见是枪手什么的。。。我已经不想在意了，我只想做我自己，同样的，我还是坚信，身正不怕诋毁，因为我不是枪手，也不是什么电影学院的硕士，大家真的抬举我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学校学英语的。这篇文章首先是发在我个人QQ空间上的，然后才是放到豆瓣上。当我把豆瓣的各种留言给家人好友看时，他们大笑，你收了老谋子多少钱了？我觉得我只能华丽丽地回答：我送了老谋子两张电影票的收入。

希望大家不要再给我这篇日志留言了，大家的支持我心领了。让它被碾过去吧。从平凡中来，回到平凡中去。有批评指正可以豆邮给我。（17日）


解释几个大家评论的比较多的内容：

1.很多人说中国人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我是学英语文学的，你们说的高行健我并不是不知道。因为他拿诺贝尔文学奖时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了，是法国籍才拿的，所以我没将他算做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他个人的政治遭遇大家都喜欢谈论，但是我还是认为评价作家主要看他的作品本身，建议读完至少一部代表作之后再来说他值不值得被认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中国流亡作家”，文学史上伟大的流亡作家很多，哪个国家都有，但是最终不是靠政治遭遇说话，而是靠作品本身。

2.《金陵十三钗》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说我说它是个中篇有错，我想说明，我看的是最早的版本，当时还没有被严歌苓修改，是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的。三年前我买了严歌苓当时市面有售的所有作品，她是我一直以来最喜爱的华裔作家，不存在诋毁她的动机，但并不意味着我要认可她所有的作品都是一流的，大家读过她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其实她很多作品都是在重复说着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评论一个作家的某一个作品在她所有作品中的地位，你没有读完这个作家，是不能随便下定论的。我是在读完了她的作品之后，才说十三钗（中篇）只是她作品中的中下等水平。我没有看过她后来修改的版本。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严歌苓的修改版没有受过其它编剧的影响，毕竟修改版是在张艺谋开始改编她的作品之后。PS：我当时说中篇是十几页，因为人在外地，手头没有书本身，是凭印象说的，确实不严谨，在此道歉。感谢某位豆瓣好友指出是90页。

3.小说和原著的比较问题。文学作品和电影本身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有所长。我们可以喜欢某一种方式，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也常常会发现，某些小说比改编的电影优秀，某些电影比改编的小说更好，这都是个人感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可非议。我想说的是，看别人的评论的时候，能不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看待个人发表的孰优孰劣的看法。你可以赞同或者反对我的观点，我也可以赞同反对你的观点，但前提是相互尊重。

4.从大家的留言中，我常常发现很多人以为我盲目追捧张艺谋。《三枪》是个好电影吗？不是。《活着》是个好电影吗？是。那么，张艺谋到底是好导演还是垃圾导演呢？我不认为作品好坏和个人优劣需要进行严格的对应。我们可以喜欢作品，不一定要喜欢创作者本人。可以喜欢他的某一部作品，但不代表这种喜欢就要喜欢他的全部作品。同样地，可以讨厌他的某些作品，但不妨碍我们喜欢他的下一部作品。就作品论事比就人论事容易的多。该骂的骂，该赞的赞，不进行人身攻击。真心不要一棒子打死人，你也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犯错误吧？用当前的作品来评价导演的表现，本身就是对导演的尊重。我们都在进步变化中，更何况导演也是人？他要往好里变还是要往坏里变，我们说了也不算。但是他的作品，一定是观众评价了才算的。

看得出来，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真的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感动我们，但遗憾的是，在看片的145分钟里，我却几乎始终没有入戏。

也许问题就在于，整个片子的设计感太重了：恰好一群妓女和一群学生同时躲进了一个教堂（妓女、处女、教堂，多么神奇的组合，重口味和小清新荟萃一堂，而且还是教堂）；又恰好有一个会化妆的洋“入殓师”可以为她们乔装改扮；恰好到最后关头妓女和学生的人数只差一个；又恰好有个在教堂打杂的小男孩愿意挺身而出男扮女装；甚至恰好日本人莫名其妙给了约翰一个“招财猫”作为“慰问品”，所以当那个爱猫的妓女“小蚊子”，最后在上车的时候哭喊退缩时，约翰恰好就能把“招财猫”递到她手里……而且，很多情感的转变也显得太突兀：一个唯利是图的“入殓师”在日军要强暴女学生的时候，突然就大义凛然起来；本来被女学生瞧不起甚至跟女学生打成一团的妓女，居然集体愿意为女学生赴死。当然，我并不是歧视妓女，历史上爱国、重情义的妓女也颇有几个，但一个妓女挺身而出或许还能让我感到有些可信，一群妓女“组团”慷慨赴死就显得有些滑稽了。也许，张艺谋是想说，战争能洗涤一个人的灵魂，但他把战争的“洗涤剂”作用未免有些夸大了，照此逻辑，多来几场战争，所有的人都成圣人了。张艺谋显然是想打“人性牌”，所以在这部片里，“二流子”有人性、妓女有人性、汉奸有人性，甚至连日本军官都似乎有几分人性，但“人性泛滥”的结果却是真情贬值。

片中不可信的地方还有很多，豆蔻看到小伤兵浦生像自己的弟弟而心生怜爱是可能的，但浦生死后她为了给他弹奏一曲，竟然冒死跟香兰跑回翠禧楼取琴弦，而香兰跟着跑出去的理由更是荒唐，竟只是为了取一副耳环，看到她对镜自赏的镜头，我听到身后的观众说：“她心可真大啊！”张艺谋是想表现她们对爱对美的追求，但显得太刻意了，成了骟割了真情的煽情。更让人存疑的是，她们是怎么在戒备森严的日军看守中逃出去的？如果她们能逃出，别人就不能？而且我也不相信，就算约翰是“入殓师”，也不可能只会给躺着的人化妆，这不过是床戏的需要罢了。而且，让妓女们躺成一排等着化妆，也不过是张艺谋为了营造一种视觉效果和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而刻意制造的噱头罢了。

看得出，张艺谋太急功近利了，他恨不得这一部片子里，情色、暴力、人性、爱国主义……一个都不能少，但遗憾的是，他就是忘了真诚，忘了对艺术的真诚，也忘了对历史的真诚。

《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有一女择配，适两家并求，东家郎丑而富，西家郎美而贫。父母问其欲适谁家。女曰：“两坦（两家都行）。”问其故，答曰：“我爱在东家吃饭，西家去眠。”张艺谋犯的就是这毛病，又想要艺术，又想要票房，又想用战争中的人性去打动灵魂，又想用情色和清纯去色诱眼球。当然，这些并不是不可兼得，但问题是，张艺谋的处理显然有些太生涩了，颇有些霸王硬上弓的意思，让我们看得既没有快感，也没有高潮，只能看出张艺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看《金陵十三钗》这日，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之前，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张艺谋更是有本事，干脆把历史打扮成了像小姑娘一样的妓女，而且，还是由一个“入殓师”给化妆的。

但问题是，有些历史是不能意淫的，特别是这么重口味的意淫。你可以为婊子立牌坊，但不能把历史当婊子。

《金陵十三钗》用情色满足西方对中国女性想象？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钢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为20世纪最伤痛的人类浩劫，但是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犹太人的灾难广为人所知，鞭挞、反思种族灭绝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数量巨大，而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基本上很少被关注，直到张纯如这样一个勇敢但是业余且没有经验的华裔记者写出《南京大屠杀》这本畅销书。在数量、质量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认真反思、文学和影视再现都远远比不上奥斯维辛，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包括犹太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二战历史研究的重欧轻亚的倾向，中国在欧美语系中的缺乏话语权，西方对于日本的相对好感等。在深层的原因中，我们也不免要问：这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里缺乏集体反思的精神有关？
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是如此的严肃和警醒，以至于 The Holocaust （种族灭绝或大屠杀）、 Shoah（浩劫）、 Trauma （创伤记忆）都变成了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专属词，而且上升到了神学和《圣经》的高度。Holocaust 本意“焚献全牲”，是希腊“异教徒”的习俗，犹太人使用这个词，有焚尸炉、毒气室集体屠杀的惨痛记忆，也有指称对犹太人的杀戮在神学上犯忌的意思。而Shoah 则来源于圣经，是大劫难的意思。令人吃惊的是，中文对这几个词的通常翻译并没有考虑到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而是与普遍的意思等同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Holocaust 和南非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差别，或者Shoah 和大洪水、海啸等灾难似乎是一样的。而实际上，这几个词只应该音译，保留原来的对奥斯维辛历史深究的意思。
至于“创伤记忆”，犹太人的研究甚至比对大屠杀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刻认真。毕竟，前事之鉴后事之师，除了惩罚罪魁祸首以外，重要的是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一次发生。犹太学者争来争去，最后的公论是“创伤记忆”不可以完全复原，如果我们可以回到灾难原址，复原屠杀的场景，那么原先的屠杀就变成很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允许各种角度的解释、甚至允许对于有没有发生过的抵赖。记住创伤的最好方式，犹太人认为，就是不要碰原先的伤疤，而是从伤疤周围着手，记住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构成了所有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作品的底线和基础。这类作品有很多，最早的是1946年奥森•威尔斯导演的《陌生人》，里面穿插了集中营的纪录片片段；最有名的是1993年的《辛德勒名单》；最近比较有名的有1997年的《美丽人生》，2002年的《钢琴师》，2008年的《阅读者》等。
列举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卖座又叫好的杰作，特别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辛德勒名单》，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来表现创伤记忆的严肃和残酷屠杀中人性的温暖。但是，哪怕斯皮尔伯格再小心翼翼地对待创伤的问题，关于这些电影的争议还是不断。犹太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批评斯皮尔伯格“发浩劫财”，把大屠杀变成了赚钱的一桩生意（ “Shoah Business”），把集中营的影像“好莱坞化”。批评者特别拿《辛德勒名单》和1959年的电影《安娜日记》、1978年的电视剧集《Holocaust》相比，指出以前的影视作品里只有一个生存者，而《辛德勒名单》中几乎每一个观众在乎的角色都活了下来，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提姆•科尔，《从奥斯维辛到辛德勒：历史是如何被购买、包装和贩卖的》。
如果说好莱坞做了“犹太人浩劫生意”，那么中国和美国近年来兴起的南京大屠杀影视热做的就是“大屠杀生意”，而且做得不如好莱坞的精致、认真和对历史的负责任。当然，这里面的质量有好有坏，不是所有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也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别，比如2007年的纪录片《南京》，就是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Ted Lionsis 在看了张纯如的悼文后决定无偿资助拍摄的。无论质量是多么的参差不齐，这些电影都还是严肃地试图记录下中国最创伤的历史之一，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所知晓。所有的这些尝试，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都被狠狠地嘲笑了一通，因为这部摆明了要做中国票房冠军的2012年贺岁片做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生意”。

在做这桩生意的过程中，这部电影犯了至少三宗罪。
第一宗，用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虚化历史。不是我们不可以拍由战争作背景的电影，而是我们不可以用太多的不可信的虚构来将历史煽情化、戏剧化，从而虚化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金陵十三钗》里面的虚构令人震惊的虚假、不可信，而违背了电影制作（哪怕是好莱坞化的制作）的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管大情节是多么地虚假，细节要真实可信。贝尔扮演的约翰，在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在电影中取代原先的英格曼神父变成了主角。前一分钟他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醉鬼、色鬼，一心想付钱跟玉墨上床，在日本兵冲进教堂的时候准备偷了钱财躲进柜子里，突然没有任何铺垫地就大义凛然起来，保护女学生、拒绝跟他的朋友逃命、和玉墨含情脉脉地谈恋爱、大哥哥似的抚慰书娟，说着非常不恰当、虚假、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文艺腔十足的台词。另外还有不可思议的巧合：约翰正好就是个葬仪化妆师，使得他能够帮妓女们化装成女学生；玉墨以前也是教堂女学生，而且英文在班上是第一名，所以她可以用除了有点口音以外最完美的英文跟约翰流畅交流；教堂门口千不停万不停正好停了一辆大卡车……
影片开始的战争场面似乎是为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也是张艺谋对大场面控制自如的看家戏的展示，但是中国军人的过分英勇的牺牲、以一当百的豪壮并不符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不符合任何战争中的真实场景。所谓“八壮士”，排成一竖排，一一被击中，以慢动作优雅地倒下，配上书娟强作解释的画外音；戴涛少校，一个人智勇双全，不仅从容击毙无数日本兵，最后还拉动手榴弹，和所有敌人同归于尽。这都是过于浪漫、戏剧化的情节。情节的不可信予人口实，让别人可以争辩：如果这些虚假的情节都是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话，那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从而宣告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情节而已。同样指责这部电影可笑的虚假的情节，是由Todd McCarthy 所写的一篇文章，在12月13日发表在好莱坞的重要的独立批评刊物《好莱坞记者》上，题为“张艺谋和贝尔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崩溃于不可信的情节之下”。
第二宗罪，用过于情色化的视觉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女性想象。在中美两国基本同时上映，又有贝尔这样的国际大牌影星，张艺谋和他的投资者当然希望在美国的票房分到一杯羹，也借此冲击可以名利双收的奥斯卡奖，所以美国观众对这部电影至关重要。为了满足想象中美国观众的需求，电影的英文名为《战争之花》，明摆着是要靠中国的美女来吸引眼球。在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思路下，一系列不可信的、侮辱女性、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镜头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来。逃难的时候，女人最基本的常识应该是掩盖自己的美丽，穿破旧衣服、脸上涂上污泥，都是我们经常读到的办法。这部电影的“十三钗”，穿着最美丽的旗袍，化着妆，嬉笑着来到教堂，在教堂里抓住一切机会搔首弄姿、半露酥胸，完全不合时宜、不符真实。最为荒唐的一幕，是在她们换上朴素的学生装以后，决定“让妹妹们看看秦淮河名妓的风光”，排成一横排唱起跟嫖客调情的小曲，而镜头又很快幻化为她们穿旗袍调情唱歌的样子。这是典型的为了视觉的光鲜对细节真实的牺牲，而且以女性的情色化为代价。乔治自告奋勇男扮女装成第十三钗也是电影自我女性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一个例子。
原著中玉墨是和戴涛在地下室中恋爱，为了跨国观众的需要，张艺谋顺理成章地让她和约翰调情以至于最后做爱，让这个情节成为整部电影无可置疑的中心。约翰每次惋惜地看着她扭着屁股走开，似乎是为了跟她上床才做了如此多的大义凛然的牺牲。到了最后，他跟她煽情地说，“我想要你的一切，我爱你的一切一切！”而玉墨则在“现在就带我回家！”这个充满色情意味的英文句子(“take me home now” 是“带我到高潮”的意思)中到达高潮。恶俗至此！
第三宗罪，是整个电影过度的营销策略。在美国彭博社12月16日关于《金陵十三钗》的一篇题为《情色化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三个例子：1.影片的广告招贴，展示贝尔穿着神父服，斜眼偷瞄酥胸半露的倪妮；2.在一些与观众的互动中，允许观众和半裸的“十三钗”合影；3.倪妮的花絮文章，《我和贝尔演床戏》。这些营销策略，明摆着是要靠着情色赚钱，做大屠杀的生意。这种营销策略也是对于中国“软实力”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只要是大成本、大制作、以好莱坞的风格来竞争，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殊不知真正的软实力，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尊重、不轻易为资本所折腰、尊重理解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是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能力。
在我的英文专著《中国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中，我专门讨论了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强调这些模仿好莱坞的所谓“大片”是中国当代文化症候的一个表现。《十三钗》中的情色化、虚构历史及过度营销，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很多文化、政治症候的发作，包括文化上的不自信、经济上的焦虑感、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以及缺乏民族的自省心。只不过张艺谋这一次的症候发作触到了民族创伤的底线。
作者系上海交大特聘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