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妻

很多中国甚至是美国观众，很容易把这部电影化为“反战题材”，因为对于中美这样的意识形态大国，一旦涉及到战争的话题，必定离不开站队的问题，好莱坞尤其如此，无论是八九十年代的“英雄主义”，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越发明显的“反战思潮”，很容易让人在看过一部战争题材影片后，会不由自主地先给它归一归类。

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惯性，我对黑泽清新作《间谍之妻》的第一印象也确实如此，而且观看过程中还暗自感叹：好像还从未看过一部对于二战态度如此“左”的日本电影。无论是亲眼目睹前线发生一切的男主角，还是看到证据后幡然醒悟的女主角，甚至是那个最终丧失人性的男二号，不无向我们展示着战争中的残暴、无情和重重谎言。

不过越往后看，越发觉得《间谍之妻》并不是一部反战电影，当然不是说这个故事不反战，而是说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反战本身，它想要讲述的东西其实远超过战争这一个狭窄的命题，而是上升到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长久存在的普世话题。

片中让我震惊的第一幕，是东出昌大饰演的警官男二号太治去女主家做客，看到对方招待自己喝的酒，乃至家里用的很多器具都是外国货时，非常“善意”地提醒女主“用的都不是日本货，被别人知道会对你不利的。” 那时候的苍井优饰演的女主聪子，依然活在岁月静好的假象当中，显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外边的世界早已烽烟四起，她只是一笑而过继续喝酒。

只是这一场戏，导演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在战时的日本所谓的“国家主义”有多么严重，哪怕你吃了、喝了和用了非日本产的东西，都可能会被冠以“不爱国”的罪名。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街头采访，问大家“你会不会为国家而死”，有人说“才不会呢”，也有人说“日本这国家还不值得我们为他而死”，而这放在七十年前简直不可想象。

让人震惊的第二幕，是女主在得知丈夫准备要做的事情后的第一反应，她痛骂丈夫是叛徒，完全没有为自己和这个国家着想，在当时的她眼中，自己和这个国家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国家要让自己做的事是必须要服从的，她也不会相信国家会做出对自己人民不好的选择，即便是很多证据摆在眼前，她的第一反应也是不愿意去相信，甚至即便相信这是真的，也认为国家这么做是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可能很多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男女主角的身上，而忽略了东出昌大饰演的男二号太治，可能女主到最后也无法明白，为什么那个和自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那个拿着冰块去自己家喝酒彬彬有礼的男人，穿上了那身衣服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呢？这当中除了权力本身带来的没有节制的傲慢之外，就是国家对于他们的洗脑程度甚至远超普通国民，如果说女主还有自省的机会的话，身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太治其实更为可悲，在决定将铁拳毫不留情地砸向曾经的友人时，他不但最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同时也早已没有了回头路。

不得不说，无论是当时的男二，还是在醒悟前的女主，还是和他们一样被愚弄的日本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近乎发狂的愚忠，而国家机器也完全利用这一点，它假借着让大家要爱国家的名义，对人民实施着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甚至让他们以生命相抵，很多人到最后都没有发现这不过是一场玩弄，当时的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洗脑教育，对它的国民实行了一场成功的PUA。

这一招其实非常管用，古往今来在很多地方都屡试不爽，也正是因为过去有被政府欺骗得如此惨痛的经历，今天的日本人民才会如此清醒，也才会有上面那段采访中的结果，也说明了战后日本的教育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让所有国民对于国家再次假爱之名行作恶之事的企图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或许才是最好的“反战”。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间谍之妻》还暗藏了另外一条副线，那就是男主优作和女主聪子的关系。聪子决定要和丈夫一起铤而走险，到底是源于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幡然醒悟，还是出于对丈夫无条件的爱？我想大概两者可能都存在，但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刚走出了国家对自己的PUA，却又走入了丈夫对自己的PUA。

片中有一段台词对于理解女主的心路历程相当关键。在决定要和丈夫一起做这件事时，聪子说道：“我终于感觉到我们是一起的，我与你是一起的，我们注定要一起做这件事。” 过去她一直觉得虽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的心是有相当大距离的，她希望通过共同完成一件事，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通过共同达成一个目标，而让两人真正的合二为一。

如果说是真相让聪子开始顿悟，那么最终还是爱让她鼓起了行动的勇气。而丈夫优作也狡猾地利用了这一点，她看穿了聪子对于未来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于是为妻子画了很大的一张饼，让她相信两人终将能合二为一，终将会到达幸福的彼岸。

而全片最让我感到浑身颤抖的一幕，发生在最后一次“放电影”的那一刻，当聪子看到幕布上出现的并非资料，而是之前自己拍摄的电影时，她先是震惊然后大笑最后晕倒，苍井优在这场戏中将聪子丰富的心理变化演绎得异常生动。那时候她在想什么呢？是感叹丈夫的聪明让自己躲过一劫？还是恍然大悟丈夫原本就没打算带自己走？从庆幸到感慨，从失望再到愤怒，这一声大笑包含了太多内容。无论丈夫这么做是否出自善意，是出于爱而要保全她，还仅仅是为了欺骗她而成全自己，其实都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他这一整套操作中，聪子始终是那个被“欺骗”的角色。

就这样，从国家到丈夫，在两次被自己曾经深爱的角色PUA之后，这个女人的信仰已经完全崩塌了，于是最后面对另一个男人的“好意”，她礼貌地回绝了；战争结束后，她也选择离开了这个国家——因为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无论是油嘴滑舌的男人，还是义正严辞的国家，都无法再对她进行PUA了。

所以，《间谍之妻》虽然披着一层“反战”的皮，其实反映了人尤其是女人，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双重“欺诈”，一个是来自于无形的国家，一个是来自于有形的人类。当听到“我爱你”并要求你也无条件爱他时，不管说出这句话的是谁，在奋不顾身准备飞蛾扑火之前，不妨先冷静一下，这无关信任与否，而是出于对自己，更是对善良，对人性，对良知的一种保护，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假爱之名，到头来不过是一场PUA罢了。

本文全长版首发于深焦DEEPFOCUS，节选版曾发布于《环球银幕》杂志。特此声明。

在影片《间谍之妻》（2020）中，由身为电影迷的男主人公优作（高桥一生饰）所拍摄的悬疑影片忠实地遵照了同时代好莱坞制式下的故事编码。犹如劳拉·穆尔维在她那篇名声昭著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父权的秩序是如何通过电影来“控制着形象、性欲的看的方式（looking）、以及奇观（spectacle）”[1]——当优作在公司的年末联欢会上第一次播放这部影片时，我们发现一个刻意的女性面部的特写镜头（当女主角在电影中摘下面具的那一刻）与观众们的惊呼声构成了视觉欲望满足的瞬间——“在一个被性别不平等所支配的世界里，看的快感已经分裂为两个方面：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2] 这也是《间谍之妻》利用戏中戏企图揭示的被性别所编码的历史构造。以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神户为舞台，《间谍之妻》讲述了作为电影迷和世界主义者的丈夫优作与深爱优作的妻子聪子（苍井优饰）在分别目睹了日本军队在满洲进行的人体实验后，对互相心意的猜疑；以及两人合作周旋在军国机器与人类大义间的故事。

《间谍之妻》片名中所蕴藏的与性别相关的两层涵义已经在其他影评中被多次提及，[3] 这种读解旨在强调聪子的两个身份——“间谍”或/与“妻子”——之间的张力。作为“间谍”的聪子在成为国家的叛逆者之前首先背叛了丈夫与他的家庭，把丈夫的侄子文雄（坂东龙汰饰）送上了断头台。从早期宏观描写二战的《日本最长的一天》（1967）到刻画个体士兵战时遭遇的《人间的条件》（1959-1961），再到近年来以女性为中心的《在这世界的角落》（2016）……以二战为主题的日本电影在历史叙事上不断强化的男性/主动/加害、女性/被动/受害的二元性别模式在《间谍之妻》中面临了直接的挑战，作为“间谍”的聪子置身于男人们的斗争中并充分发挥了她的主体能动性。如黑泽清所说：聪子确实是日本电影史上少见的女性角色。 [4]

然而，回到“妻子”的层面来看，聪子的这种能动性又是直接面临限制的。除了“妻子”之外缺乏社会角色的聪子在最大化地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与丈夫一同去美国）后，又不得不服从于丈夫的各种计划和安排、并做出最终的妥协（与丈夫在旅程中兵分两路）。关于这种受限的能动性，影评人田中龙辅借用本片中的道具国际象棋做出了精彩的解释：[5] 丈夫优作始终占有先手、而妻子聪子即使再怎么回应，也只能屈居于后手。“棋局”的第一步在于丈夫优作在满洲目睹了日本军的残虐，燃起了将相关文书与影像公诸于众的决心，妻子才选择堆砌起怀疑、背叛甚至是胁迫丈夫的高墙并与之对垒。此外，优作也正是首先通过散落的棋子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动，进而调整了对妻子的回应策略。聪子与优作在餐桌上“对弈”那场戏里的阴阳脸使得这场棋看似各有千秋、势均力敌，但“间谍之妻”那字面意义的二重构造并非是平等的，而是因为先有了优作成为“间谍”的决定，才有了优作的妻子成为“间谍”的回应。

《间谍之妻》这盘棋局的背后，是导演黑泽清与编剧滨口龙介、野原位对父权社会权力构造（过于赤裸的）的直接展示：片中人物的动机始终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下明确的身份关系之上的。为了阐述这个问题，我借用片中的两组人物关系作为对照：优作/聪子（夫妻）与国家/泰治（东出昌大饰）（君臣）。从故事上来看，聪子对优作的爱和泰治对国家的“忠孝”（如其墙面上所挂的字画所示）背后存在着极度类似的逻辑：对于聪子来说，只要能维护小家的圆满，出卖他人（文雄）是可以接受的“必要牺牲”，这也和泰治的尽忠职守形成了一种互文。“用国家动员男性、用家庭动员女性”是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惯用策略。如黑泽明在国策片《最美》（1944）里刻画的，被动员起来为帝国制造武器的“女子挺身队”那样，母亲/妻子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以战场上的儿子/丈夫作为纽带相连接。假设优作并不是一个良心发现的世界公民而是一个普通的军国青年的话，聪子对家庭与“爱”的确信和执着将不可避免地使其回归成帝国所喜闻乐见的动员对象。因此，与其说聪子和优作是“先后手”关系，倒不如说两人是“玩家”和“规则制定者”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聪子打翻棋盘的那一刹那，她才在无意之中对优作（和他的规则）造成了威胁。但仅仅凭这一点灵光，终究是无法改变棋的下法的。

因为缺乏了可能的前史，我们无从得知为何聪子/泰治会对优作/国家产生那么强烈而决绝的感情。换句话说，这种父权的构造是创作者刻意而为的“强设定”，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从这里我们得以看出黑泽清们试图讲述的是一种日本人在二战时普遍的精神状态，而这种身份先行的设定在好坏意义上都加强了类型故事的疏离感。它使得我们既无法完全共情聪子那狂热的“爱”、也让泰治那理应存在的“义理”（对国家）对“人情”（对聪子）的张力无迹可寻……这虽是对日本历史上的“家国同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手法，但倘若只是回归到模式化的架构内进行道德说教，《间谍之妻》或许并不能超越其所引用的新闻宣传片。因此，我认为黑泽清们提供的性别批判并非坐落于最表面的人物关系上，而更多是在电影里——更准确地说，是在“电影的电影”之中：除了使用到了真实存在的纪录影像来唤起观众们对历史的记忆、并引用因战争而早逝的山中贞雄导演作为对帝国的控诉，一种更为激进的性别解读还应当坐落于影片中人物对影像及现实的“看”这一行为、以及这种“看”对历史的呈现与扰乱之上。

首先，对于纪实影像及其现实指向的“看”作为一种弥合性别（以及性别作为阶级）间的差距的方法而存在。影片前半，当聪子误以为优作与弘子（玄理饰）出轨并与优作对峙时，优作对聪子说：“（关于满洲）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在这里，“看”以及“看见的对象”成为了夫妻间的差距。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传统决定了只有丈夫才能拥有亲身游历殖民地并见证历史残酷的机会及移动性（mobility）。亲眼看见了尸山里爬出来的弘子的优作与什么都没看到的聪子之间的裂缝是无法仅仅通过语言来弥合的，因此这种差距不仅是信息上的、更是经验和感知上的。影片的第一个转折出现在聪子亲眼观看她从优作处偷窃来的有关细菌实验的笔记与影像之时：帝国实验的暴虐、殖民地的尸堆、受害者空洞的眼神……是这些纪实影像激发了她第一次主动的“间谍”行动。

换句话说，是纪实影像弥补了聪子与优作在经验与感知上的差距，并激发了前者的主动性。事实上，见证现实的重要性在《间谍之妻》中被多次提及。在影片中盘聪子为优作放哨的段落，面对平安归来的优作，聪子激动地说：“我感觉自己好像成为了你的眼睛。”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两人间的关系得以超越社会契约层面的定义，通过共同行动达成了一种身体层面的联结。导演黑泽清在采访中也提到，他之所以要在结尾加入并不存在于滨口·野原剧本上的、聪子在精神病院“看到”日本被轰炸的一幕，也是为了让她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的实态并得以真正地与优作达到平等。[6]

除了直接指向现实，纪实影像也提示了一种对历史暗角的觉察。在这里直接与优作等人在满洲翻拍的人体实验胶片所对照的，是两人在电影院观看《河内山宗俊》正片前被强制置入的殖民宣传片（这种做法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非常常见）。如果说后者是作为一种父权社会的规范技术被应用在创造帝国主体的计划中去的话，影迷优作的私人摄影机所记述的对大历史的反抗叙事则无疑是不为规范所容忍的。而因为与纪实胶片一起作为别样历史被拯救出来的是身为“目击者”而非“受害者”的弘子，在这里黑泽清寄予了这种反官方叙事女性化的期待。但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活过了异国处决的女性证人最终又因为性犯罪在她的“祖国”被抹杀。

如果说对纪录影像的观看提供了对历史暗角的拯救以及与他者共情的空间，那本作结果中对悬疑剧的观看更是指出了电影所涵有的一种主动改变历史的潜能。黑泽清在影片尾声通过影像的错置对叙事电影的性别构造开了个巧妙的玩笑：在宪兵司令部里，一众男性正在等待着他们预料之中的满洲纪实影像，但映入眼帘的却是聪子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在这里，聪子的脸变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回眸”：它浓缩了“导演”优作与“演员”聪子之间关于爱与争斗的记忆。本应是实证的、历史的、军国的“罪证”转而被一种虚构的、未然的、个人的“故事”而替代。聪子那不合时宜的出场也改变了叙事影像被观看的方式，把女性从男性视觉快感的幻觉中短暂地解放了出来：在这高光时刻，虚构的奇观（女性）完成了对现有秩序（男性）的扰乱，它依靠自身那被权力所渴望的（如穆尔维所说：男性性欲的）幻觉拒绝了权力者们所期望的凝视。但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立足于表象的反抗仍然献祭了这个故事里的真实的女人——作为演员的聪子。

特别感谢2-3与沈念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的提前阅读与意见。

[1]: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劳拉·穆尔维，译：殷曼楟。//maolei.files.wordpress.com/2010/06/visual-pleasure-and-narrative-cinema-by-laura-mulvey-1975_cn.pdf

[2]: 同上。

[3]: 「Bright Future」田中龙辅，NOBODY ISSUE 48, p.16-17；「『スパイの妻』の「軽さ」が持つ倫理的な意味とは」荘子it, //www.cinra.net/column/202010-wifeofaspy_kngshcl

[4]: 「黒沢清：「何かを見た」人を撮るということ」田中龙辅、渡边进也，NOBODY ISSUE 48, p.9. 黑泽清提到或许只有增村保造镜头下的若尾文子能与其相比较。

[5]: 「Bright Future」田中龙辅，NOBODY ISSUE 48, p.16-17.

[6]: 「黒沢清：「何かを見た」人を撮るということ」田中龙辅、渡边进也，NOBODY ISSUE 48, p.14-15.

难得的日本导演对战争历史的反思。 作为社长的男主优作在中国东北亲眼目睹了帝国军队在大陆上的罪行，在国家利益和普世正义之间选择了正义的优作决心在第三国向全世界公开证据。女主聪子最初远离战争，优作从东北带回的护士女子让她心存芥蒂。在餐桌上，聪子追问优作关于护士的身份。此时的她，对丈夫优作的正义感和战争暴行都近乎视而不见，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家庭幸福。优作对于自己在东北的所见所闻和对护士背景的解释她都将信将疑，甚至听不进去。 晚餐的光线照在优作的侧脸，一半明亮一半阴暗。聪子看到这样的脸，丈夫所说的话都像是明亮的一半，然而似乎自己的丈夫在隐藏着什么，如同另一半的阴暗。这"隐藏"的事实让她担心自己幸福的家庭被破坏。聪子对丈夫优作满是怀疑，想要看清那若有若无的关于丈夫和护士的关系，却无法相信优作对自己的辩解。

晚餐

护士在全片只有一个特写镜头，柔弱和不安的眼神让人无法忽略，是会吸引异性的样子。这个镜头加上优作偷偷示意她赶快离开的小动作，让聪子对丈夫的怀疑更容易被理解。

护士

第二个画面。优作决定了公开帝国军队的罪行，他走在街上，远处一只部队走来。路边的群众面向部队欢呼致敬。而同一个画面中的优作靠着路灯，背对街道，对于部队的到来冷漠无动于衷，和行人们对部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优作对于侵略战争的立场。

部队

本片画面考究，充满秩序感，令人印象深刻。

谈到奥斯维辛，会想到集中营门口的“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你自由），会想到那些奋勇拯救犹太人的英雄，会想到臭名昭著的毒气室，会想到大屠杀纪念馆中堆积成山的鞋子，但也一定不会忘记焚尸炉。如果说什么可以象征20世纪人类苦难历史，那么焚尸炉必然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毒气室是卡夫卡式的“让人像狗一样死去”，那么焚尸炉就是进一步试图用狰狞的火焰吞噬历史的牺牲者，让尸体像黑烟一样消散。然而在焚烧之后，黑烟向上升腾，化作黑色的幽灵，牢笼着世间的一切，发酵着密闭的腥味，随后伴着点点星光，化作灰烬，向下坠落，牢牢黏附在血色的伤口上，拒绝完好如初的幻象。

导演深知呈现罪恶的困难之处。他没有像《黑太阳》一样，沉浸于现实主义逻辑，用强烈的视觉图象去震撼观众，而是通过男主人公对日寇的间接描述、日寇人体实验影像的沉默诉说，用寥寥数笔去点透历史罪证的本质，进而将东北上空的黑烟提升到人类苦难的巅峰。无论导演是否有意地将此与奥斯维辛相观互照，都无法遮掩他对于现代历史的深刻认知。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这两处：

（1）“我想买药（medicine）。我们偶尔从汽车上看到了堆起之物（mounds）。我首先以为它们是被处理的农作物（disposed farm crops）。近看，我可以看到许多的手脚（hands and feet）伸出。烟冒出来了（Smoke was coming out）。尸骸被烧毁了（Corpses were being burned）。瘟疫受害者的尸骸。”

【人不配称为人，仅仅是长着手脚的农作物，换言之，在此情况下，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三分法、阿甘本的生命二分法被全部还原为植物一元论，它们被收割、被消耗，被杀害，被处理，被倾抛，在死后像麦秸一样被焚毁。“药”必须来自这样的过程，这是最残酷的炼丹术。换言之，炼丹术才是现代性屠杀的隐喻。】

（2）日本人打扮为医生，表情轻松、开心甚至骄傲，然后我们看到了器官，看到了等待死亡的受难者，看到了层层叠叠的尸骸，尸骸像垃圾一样被日寇抛弃。最后，我们看到了受害者，他们似乎知晓了即将死亡的命运，凝视着镜头。

【那是死亡的回望，化作尖刀，刺透时间的浓雾，一刀一刀地切割着我，仿佛多看一眼，我就离死亡更近。可当我移开目光的时候，我彷佛又杀害了他们一次。于是，真正感受到的不是己身的疼痛，而是无尽的愧赧。正是在这一刻，让人深刻体会到了列维纳斯所谓的面容之呼召。】

但就像男主角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是逃不掉的”。

史达尔说过：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历史，而只是男人一生中的一段插曲。最近看了这部以女性命名的《间谍之妻》，看完内心有一丝苦涩。

福原里子看起来无疑是个幸福的妻子，她的丈夫优作是位完美丈夫，什么事都不需要她操心，家世优渥，每天就是作为丈夫电影中的女主角，演演女间谍。她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丈夫展开，丈夫离开她去伪满洲国，她就安静地在家给夫家写信，丈夫回来她不顾一切冲上去拥抱他。毫无疑问，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

电影通过对话与剧情，一点点交代出每个人的过去，从里子与文雄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里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出了多少改变，发小文雄拒绝洋装，可是她跟从丈夫穿洋装，唯丈夫命令是从，喝洋酒，再演一遍那个她未必喜欢的角色。因为她想成为丈夫眼中完美的妻子，这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里子的第一次转变——从女孩到合格的妻子。

第一个格外触动我的点是，听说丈夫将伪满洲国带回的女子藏在立花旅馆，里子来到这里见丈夫的侄子文雄，从伪满洲国归来的文雄与之前判若两人，当里子追问女子的时候，他严厉地谴责起里子，“真是愚蠢”、“叔母，你有一次试图理解过叔叔吗？你为什么不懂叔叔真正的想法。”“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为了你能安稳地生活，叔叔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你什么都没看到，你怎么能明白”。诸如此类。面对这样的横加指责，她却没有愤怒，她只是无措。

这件事之后，与丈夫详谈之后，里子换上了丈夫不喜欢，而泰治提倡的和服，来到了宪兵队，平静地呈上了证据——731部队军医笔记，文雄成为这次事件中的牺牲品。她冷静地对丈夫说出：这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做的牺牲。在泰治那里听到丈夫要与那位女士去美国之后，她迅速成长了——以惊人的速度——因为她想和丈夫站到一起，她想进化成为文雄嘴里那个不愚蠢的，理解丈夫的人，她想成为那个帮助丈夫，和他并肩去美国的人。

这应是里子的第二次转变——从合格的妻子到间谍的妻子。

在这个新角色中，里子逐渐驾轻就熟，并感受到愉悦，仿佛，她真的就成为了间谍的妻子，一位合格的妻子，她与丈夫共同规划路线，分享情报，将现金兑换成贵重物品，并且一步步实施，她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觉得“好开心，自己终于真正和他在一起了。”直到所有的计划实施，她从偷渡的邮轮上被抓回到宪兵队，她依然鼓起勇气指责他们，“如果时代改变了你，那你不正是可以改变时代的人吗？”

之后宪兵们与里子一起观看了她带走的“证据”胶片，放映的竟然是她遵照丈夫的意愿拍摄的间谍片——她被爱人牺牲，倒在爱上的枪口之下，这部短片击溃了所有的幻想，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真相，无论里子上得厅堂，还是下得厨房，无论是精密预判，还是准确出击，她做为一位妻子，丈夫对她的期待，始终只是物事罢了，只是被当做牺牲品而已。

经由这次沉重打击，里子自然地进入了第三次转变——从间谍的妻子到一名疯子。

她被一枚苹果唤醒智识又被抛弃，这样巨大的打击，你很难说清，里子是真的疯了还是装疯，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她对医生所说的：我根本没疯，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国家，必须是疯的。至此，导演完成了对军国主义与男性视角的双重抨击。

片中有三位主要男性角色，他们都与里子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文雄是亲戚，他指责她，优作是丈夫，他利用她，泰治是发小，喜欢她可是却不会放过她。两位女性角色给我印象深刻，女佣漂亮且忠诚，她在女主人邀请泰治品酒时忧心忡忡，在女主人要出门时展示忠心，她是一位社会文化塑造出来并且备受赞颂的人，因为她恪守做为女人的本分，而女主角里子则是一个突变，一个异数，她因为对于丈夫的爱，成长为间谍的妻子，她进化出了一部分看待这个世界的头脑，可这只带给她十万分的痛苦，因为即使这进化，也是男人的期待带给她的，这只是美丽残忍的误会，是东亚文化下的男性凝视，任何一种不符合这种期待与凝视的变化成长，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需要被绞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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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荒诞剧，公私两个层面的全线崩溃。公共层面的荒诞，是男人们为了各自“高尚”的“政治”理念、“正义”观，大义凌然地破坏，结果是所有其他人都要为他们的“崇高精神”付出最大的代价。

日常交流时我们也经常会对话题进行区分，政治、经济，这些是严肃的话题，情感、家庭，这些似乎是女性的话题。然而严肃的话题就是男人的话题，只是男性通过把自己代表为人，男人话题就变成了人的话题。女人的话题就是次一等，是情情爱爱不上台面的琐碎小事。但仔细想想，这世上最糟糕的事，不正是从对这些“小事”的抹煞开始的吗？大家都少扯一些“政治”，“正义”，就像女主一样“目光短浅”，只要求追求自己的小范围的幸福，世界反而会美好多了。

不过最觉荒诞的，是故事里这对夫妻的私人关系。这是看起来般配的一对，妻子虽不是个“革命家”，却也坚定又热烈。她一再地表达了自己渴望与爱人真正“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她的果断和深情观众都能看得到，结果她的爱人，那个充满“人道主义”的丈夫，完全不接受她，也不相信蕴含在女性这种情感下的力量。无论是想保护她也好，还是认为这种“人类事业”大任只能他自己去完成也好，在她发现自己被骗了的那一幕，我只觉得太荒谬了，这样的亲密关系，毫不值得

日本人拍反战片，总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标答，就是浓墨重彩战争给民众造成巨大的痛苦，所以战争是不对的，至于造成战争的原因，一致绕过不提。至于有些人标答中规中矩，有些人生搬硬套，有些人写出花来，不过就是制作功底的差别。国籍身份使然，跳出这重窠臼太难了。

其实这部刚出来没等中字就看了，在50%听懂20%连蒙带猜下，一时以为它真跳出了标答，对此颇为激赏。毕竟敢于拍731的日本监督太少了，它还走出去拿了国际奖项（一部日剧SP拿国际大奖，也挺传奇的。。但出来中字以后断断续续重看，把剩下30%拼起来，却渐渐产生怀疑，以至于最后20分钟停了近四个月才补完。补完确认，它虽有一重看似先锋的外衣，却并没有跳出标答，甚至它还是倒退的。 标题点在“妻”，说的还是这个小女人。世界怎样国家怎样，于她其实都无所谓，她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只在于，站在她丈夫身边的那个人，只能是她，不可以是满洲带回来的神秘女人，也不可以是外甥。至于丈夫是什么人要做什么事，她也并不真的在意，只要同他一起“冒险”，她眼里就有兴奋雀跃的光。这种无知无识又带着自作聪明和些许疯劲的角色，还挺适合苍井优的。只是并非她的每一个都能像这部如此打脸。

黑泽清真的在拍战争吗，他没有，他是在说731的真相吗，也不是。这些都是背景都是道具。他也许还是在说日本民众，如果不是他们疯了，那就是这个国家疯了。所以她的小家小世界才会被打破，她才会被迫分离，她的看似孤勇的行为毫无落点，才会痛苦哭泣。甚至于这一次，他吝于讲普通民众，而把目光放在一对战时仍然可以住洋房穿洋装喝洋酒踏青拍电影的新派资产家夫妇，腔调甚是充足，战争的阴影只在那个右翼宪兵队长对穿和服喝日产威士忌的劝诫。所以他可以沉稳地拍出属于那个时代美感的镜头画面。

如果实质说的不是战争何来反战，都沦为表达情绪的道具。黑泽清也许根本没有在答反战题，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愚弄。